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是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赎买”后再全面实施土地资源的市场化（私有化）配置；还是有条件的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全面国有化；或是在国有体系下继续实施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配置”。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是向现有地权拥有方倾斜，还是向索取地权的利益方倾斜，亦或是增加自己的“权利地租效益”。目前看，土地制度无论以何种方式设计，最应坚守的原则底线，是要避免城镇化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全面运动。
土地问题是聚集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由其衍生出的地租，就目前农民个体而言，其全部意义包含农民一生生存的全部成本：房屋、生活费用、工作等等。在这轮事关农民生存的土地制度的改革设计中，中国如果把土地使用权改革作为突破口，在土地进行确权并实施合理补偿之后，对土地使用权进行私有化、家庭化、集约化的改革；同时对土地管理权实施有效改革，调整其谋取地权利益的偏好，那将释放出中国大量劳动力和产生巨大的农业效益。
人们对“三个和尚”的传统故事记忆犹新，可如今，该故事已经有了升级版。新故事说：土地开始流转了，一个和尚地主把所有的寺院都流转给一个和尚，其他寺院的和尚都被改制不许当和尚，一个和尚雇用那些改制后成为普通人的和尚挑水吃。结果自然不言自明。“居者有其屋”，不但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最真切的“中国梦”，也必将成为可以赢取中国未来30年以上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石。
城镇化不能再催生第二个四万亿
中国今天城镇化建设，已演变为地方“透支财政”的“大比拼”。纵观全球，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都是工业化演进的结果，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历史上的城镇化更是工业化财富滚存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不是通过工业化的财力积累，再经过经年累月的堆积而发展起来的。奢想依靠透支财政来使城镇化实现“乌鸡一夜变成金凤凰”，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在此“顶层设计思维”驱使下的“背离逻辑”的畸形使然。
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城镇化的原因，在于其对能够释放投资产生的巨大渴求，这对目前普遍低迷的国际市场具有吸引力；国内省市热衷城镇化的原因，在于其觊觎中央政府可能实施的“第二个四万亿”政策，他们对饱食上一次中央政府的美食仍意犹未尽。正是这一逻辑的使然，国内建新城、造大城不绝于耳，各地比、学、赶、帮、超之风甚盛，大有超越前辈，再造一个“大跃进”之势。
以提高广大农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发展，其本意是想通过科学有序的建设，一方面，通过拉动消费和投资，实现带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发展与财力的增加，实现全国农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但是现实状况是，地方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举债来进行。例如，完善城市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目前地方政府的财力显然不能承担这巨额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