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缺乏同质性，是导致“民主不适应症”的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凭空捏合的“人造国家”，“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爆发。比如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肯尼亚选举多次引发仇杀。因民主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在埃及表现为教俗矛盾，在泰国表现为城乡对立。
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选举只是程序层面的民主。民主的要义不仅是“一人一票”，更是以包容和妥协精神为内核的文化。埃及缺乏对民主“友好”的政治文化、政治力量和公民，各派政治力量唱着民主的高调，却用威权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与妥协的政治转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穆尔西上台后，不断扩大权力。军方用民粹主义手段扮演“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角色。军方的政治过渡路线图，也没有穆兄会的位置。从“解放广场”到“阿达维亚广场”，抗议示威你方唱罢我登场。“广场革命”屡试不爽，使民众相信街头政治比投票箱更有效，选举的低投票率与示威游行高参与率，形成强烈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