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谈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要为民意“开闸放水”

　　一、思想宣传工作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绿叶配红花，加油不添乱。

　　胡耀邦同志在1983年整党中，曾要求思想宣传工作部门“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联系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考虑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相适应。这是针对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有些领导，他们在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总是强调反倾向斗争，一会儿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会儿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80年代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工作构成较为严重的干扰，因而受到当时国务院系统老领导的一致抵制。邓小平同志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时，说他们是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后来，有些领导也热衷于“反和平演变”，修整媒体人。这样的管理思路和做法，让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成为改革开放的绊脚石。进入90年代后，这种与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才告结束。这是一个很大进步。

　　现在有意“另搞一套”，与党中央改革路线分庭抗礼的做法难以再有了，但由于思想宣传工作管理的不当而引发公共事件，仍需要注意避免。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制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应当说，这就是党的总任务，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思想宣传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对此认真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如果损害政治局八项规定所营造的官民融洽的政治氛围，损害攻坚克难推进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影响到十八大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那就值得反思了。

　　二、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路线的把握，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及提出应对之策，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

　　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即使被舆论视为民间报刊的“南方报系”，其实也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子刊，归广东省委管辖。因此，党管媒体理所当然。据我了解，在体制内媒体工作的编辑记者，绝大多数是充分尊重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研判，以及干部的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管理。如果有媒体干部不胜任党的宣传工作，也可以适当进行调换。但一旦任用了合适的总编辑，就应充分授权，不宜再越俎代庖，代替总编辑去过多地干预具体办报业务工作。

　　陆定一、习仲勋同志做中宣部长时，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十分尊重。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解放后第一次大改版，由胡乔木同志执笔的《致读者》提出：报纸“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改进报纸文风，更要改进“党风”，“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这些迄今仍感耳目一新的提法，显然是与当时中宣部酝酿“双百方针”一脉相承的。在抓干部、抓大政方针的前提下，中宣部给报纸总编辑及整个编辑部充分信任，充分尊重，充分放手。那时候的人民日报密切配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领导的工作部署，办得相当出色。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像管理“铁路列车运行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宣传管理中，直接介入了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新闻的部长（甚至是局长、处长，乃至科长），颐指气使，俨然成为媒体的总编辑，而报纸总编辑反倒变成了总编室主任，等因奉此，照办不误。这种做法，表面看是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确保任何环节不出一点纰漏，却扼杀了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宣传管理的实效，反而让党管新闻的位势降低了。按照这种管理做法，出现了千报一面，全国媒体按某个时刻表同时宣传树立某个典型，而不是由领导部门提出当前宣传某种主流价值观，让各媒体自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少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实效。

　　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此前，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宣传造势，据我从网络贴文观察，效果适得其反。对互联网信息安全，当然要立法管理，为配合立法的宣传造势也是必要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动机和效果不统一，只强调互联网信息有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一面，避而不谈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监督权。其实全国人大制定的11条，大多是从保护网民权益角度立规的，基本上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网民在法规公布后都松了口气。立法前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就在于我们这种过时的、强势的、一边倒的主观宣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