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关和解与正义的故事，正义的前提是对恶行进行“审查”，作恶者必须深刻反省并付出相应的赔偿。日本投降后，由于国际局势的突变，战胜国虽然对战犯进行了审判，但这种审判并不彻底，而所谓的赔偿也因一些领导人的“慷慨”而徒具象征性。这也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其思想土壤也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尽管，从战争废墟上重新崛起的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受害国给予过大量援助，但“援助”不同于“赔偿”，“赔偿”是应尽的义务底线，“援助”则具有道德优势和心理优越。可以说，战败国缺少内心“审查”，及战胜国在赔偿问题上的过度大方，以双重的合力纵容了军国主义的优越感。
这里所说的“审查”，虽然也有调查、侦查之意，但其出处则是拉丁文中的祭品洁身礼。最初是指罗马军队从战场上归来时举行的一种清洗仪式，不管他们在战场上做过什么，经过清洗，他们都可以再次变成干净的人。现代意义的“审查”，则是清洗国家、民族、个人历史污垢的手段，它不是肉体上的毁灭和摧残，而是思想、内心、灵魂上的检讨、反省、忏悔，然后重新出发。
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国家都面临如何“审查”历史污点的问题。西班牙经历佛郎哥军政府血腥统治后，选择大赦与遗忘，不再触碰过去的伤痛。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自信，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坚信民主制度不会倒退，国家不可能回到从前。不过，西班牙只是特例，从二战后欧洲各国对法西斯以及叛变投敌者的审判，到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再到拉丁美洲军政府垮台后的“宽恕”，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和解方式。
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分析了宽恕与和解的区别，认为宽恕是一种涉及过去的私人性质的行为，并不需要人们卷入往事之中，甚至不让认识到错误的人知道。而和解则不同，它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相互敌视的各方积极参与其中，可以不忘记过去，但宽恕过去，携手共进。
但不管选择哪种和解方式，正义都是宽恕与和解的前提。而正义的前提，则是“审查”、“清洗”，是认错或认罪，是道歉，是内心的忏悔。在“自行车”没有谈妥之前，轻言和解就是纵容和背叛，这一法则适用于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
“文革‘自行车’”没有谈妥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过去遭受外侮，后来又陷入 “文革”内乱，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不仅需要在社会组织架构上的拨乱反正，更需要在思想上的“审查”和“清洗”。只要还留有一丁点的污垢，这些污垢都有可能繁殖出新的病菌。
如今，“文革”的污垢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些人利用现阶段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多发，公开质疑中央文件精神，美化“文革”，试图为其翻案。但这些人终究是少数，我们更应看到，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这场灾难有着自己的记忆和理解。
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第三次决定向老师道歉。当年，红卫兵让他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罪证”，批斗时，郭老师的耳朵差点都被撕下来；59岁的张红兵，“文革”中他和父亲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他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4年前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一周后，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