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定在这样的描述中找到了青春时那种自由自在、又站在历史一边的感觉吧。很有可能，我对于小马的感受是片面的。他的回忆是选择性的，我不了解权力的内幕，更无须承担陈水扁时代给台湾带来的巨大的道德与心理创伤。或许，我此刻遇到的小马，并非那个昔日的小马。权力总使人变形，他此刻的敏感与压抑，在另一些时刻可能是巨大的傲慢与任性。或许，这两种状况都是真实的。他与文嘉此刻表现出的历史宿命感，也可能是推卸责任的方式——因为历史的惯性太过巨大，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一个午后，我们喝过多的冰茶，沿着信义路、或是仁爱路，缓缓的走着，像是进行一场不知目的地的漫步。寂寞的斑马线、廖廖的行人、灰色的楼房，都浸泡在浓浓的湿气中，像是陷入了昏迷。
那天下午的台北，像一座空城。对于这座城市，我逐渐失去了兴趣。所有曾让我感慨不已的特性，小巷、咖啡店、温和的男女，如今看来都不过是一种精致的无聊。倘若参考旧报纸上的那些激越的时刻，街头的抗议、兴奋的人群、夸张的旗帜，这城市就像是某种历史遗迹。这城市也与他息息相关，它如今的舒适，也与他的当年不无干系。他们戏剧性地改造了台北市政，又由于他们在总统府的作为造成了两岸的紧张，让大批台北人离去，让这城市更松弛。
我喜欢看小马走路，微微驼着背、步伐稳定、双腿又有一种向外扩张的欲望。他习惯于沉默，神情随性却又矜持，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一种江湖式的沧桑。他如此渴望自由，却被困在了这个岛上。
在离开那家咖啡馆前，一个临桌的中年男子忍不住打断我们的谈话。“你是不是就是小马”，他问道，伸手握住小马的手，“我看到你好几次，也不能太确信。我在伦敦听过阿扁的演讲,你也在。”
这真像是历史的一次意外的闯入。那是1999年末，应院长安东尼·吉登斯之邀，陈水扁前往伦敦经济学院演讲。而马永成则与朋友翻译了那本《第三条道路》，借此为陈水扁的竞选造势——他们要给台湾未来创造一条中间道路。
我想小马一定会受到某种鼓舞吧。是的，人们仍否定你、反对你，但仍会记住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