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用不上几年，他就发现权力的吞噬性比预料的更可怕。他开始感觉到自己被异化，权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能被分割，甚至很难分享，最终你发现只想去保持权力，至于最初获得权力的目的，反而忘记了。于是，他大部分度过的时光，是焦虑的。
这种焦虑在2005年转变成剧烈的不安“……理想遭到非常大挫折，不但失败还让自己惹了一身腥。到最后都是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让你觉得干到后面就剩这个了，其他都没有了，你的历史成绩就在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里面。”
很快，他发现这一切还有甚“狗屁倒灶”，他卷入牢狱之灾。第一家庭卷入这样的贪腐案，他这个第一助手怎能逃脱干系。
他们该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扁朝余孽”，当听说我与这“罗马”过从甚密时，不止一位台北朋友用这样的戏谑口吻说。对于很多人来说，陈水扁背叛了他们最美好的信任与期望。当然，头脑清醒者也清楚，这不仅是陈与他的班底的失败，也整个台湾社会困境的缩影——完成了政党轮替，却还不知如何面临结构性的挑战。
除去陈的个人原因，罗文嘉也把它归咎于民进党经验的不足，这个年轻政党最多有过治理地方的经验，而面对一个从外交、经济、军事到内政的国家框架，则不仅不知如何改变，甚至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了解。台湾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政权交替，长年的党国体制根本没有一套国家机器的运转经验可供传递。
对于小马来说，这一切或许更加惊险。一直到2004年第二任总统任内，他们才明确地感到能够控制军队与情治系统。他们当然也继承了国民党留下的金权结构，他们没能兑现竞选的承诺去改变它，反而开始沉醉于其中，分得其中的一杯羹。
这一切颇有自辩之嫌。陈水扁时代是他们尚不算长的人生中最主要的经验，“罗马”似乎也代表着一种青春的、崭新的理想在面对这个结构性挑战时的局限性。历史满是嘲讽，这个昔日的“反幽灵剧团”的领导，如今要面对“陈水扁幽灵”，它像个黑洞一样，吞噬了他们，甚至一代人的命运。“学运世代”，他们以反抗者的姿态出现，却发现被吞噬。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自身的巨大的缺陷呢？
二
“或许很多的新政权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吧”，在一个夜晚，罗文嘉对我说，他提到了《哈瓦纳的纸醉金迷》一书。谁曾料到，一个曾被寄以巨大期望的卡斯特罗革命会导致这样糟糕的结果。
如今罗文嘉一边在桃园乡间种水稻，一边运营他刚刚买下的“水牛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曾在1960、1970年代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一系列书籍——从王尚义的《野鸽子的黄昏》到殷海光的《思想与方法》——曾影响了一代人，也包括罗文嘉自己。
这真像是个轮回，他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爱读书的客家小孩子的角色。这让人想起他在2001年也是接受何荣幸采访时说的话，他说，他们这一代的角色还要10年、20年才能真正显露出来，他们该不只局限于政治，而应带动所有领域的进步，也不只是台湾内部竞争，还包括台湾外部的竞争，他们该创造出一个环境、空间，让下一代比更优秀，而他们只是接力棒的一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