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最近一次的相逢中，他讲起了台湾的历史。台湾城是中国最晚的一次建城行动中所建，但城墙刚建好，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台北人主动打开城墙来迎接入侵者。他深陷一种历史宿命感，台湾人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总是被中国的历史所左右。
小马则处于更深的煎熬中。他的官司仍在继续，仍不知何时可能入狱、又会被判多久。在一些酒醉后，他会抱紧身边的朋友，拜托他们能照顾他出生不久的孩子。如今，他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纵情于台北的夜的小马，还是一个父亲了。他希望自己是个好父亲。他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正和缓过，即使在他最春风得意时，他的父亲也不愿分享他的成功，说这不过是个小朝廷。而当他失意时，父亲则说，你连这个小朝廷也搞得乱七八糟的。他的父亲始终对他缺乏爱，而他希望能够给予自己孩子足够的爱。不过，他也准备与父亲和解了，“他（父亲）的这种挣扎或许也是他生命的动力，他都活到90岁了，还这么健康”。
不管怎样，他已度过人生最糟的时刻。在2009年左右，他曾经有一年的时光，自闭，不见人，不敢走在路上，不看报，觉得人生无意义，整个人生都是失败的。
“可能是我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低了”，他有一次对我说，“我觉得我尽力了，别人在我这个角色上，也未必比我好太多。”他卷入了案件中，他甚至不在意法律给他的判断，而更在意朋友对他的看法——他的确没拿一分钱。
至于历史的评价呢？他这样早就卷入其中。“我个人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尽管我有这个需求”，他说，“但对我们做的事情，或许将来会有些改变。”
他想起邱义仁（又一位陈水扁政府的要角，一位昔日的反叛者与当权者）对他所说的：“不要担心，我们已经有了历史地位了。”他所指的“历史地位”，不管他们的治理多么糟糕，他们的确完成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也让自由、民主、人权这套价值观牢牢扎根在台湾。至于贪污问题，最终会在更长的历史视域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而对于我，最吸引我的不是他对台湾的政治版图、对权力的理解，而是他的敏感、孤独与焦虑，他时不时冒出的文艺气息。
有一次我和他说起刚刚参观的张学良故居，这个东北少帅常年所困的新竹山中，竟是个泰雅族的原住民区。除去赵四小姐、偶尔来访的旧友，他似乎只能泡温泉寻求慰籍了。
“他该有多孤独”他感慨说，黑瘦的脸上有一种奇特的镇定与颓废。那的确是个孤独的时代，这又何只属于张少帅，从大陆流亡到此的人觉得孤独，本地人被外省人压制于下也感到孤独。而在推杯换盏的人群中，他也孤独，散发着一种无法排解的焦灼。
他给我推荐过日本作家的川本三郎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东京青年们在1960年代的反抗生涯，浪漫而激动。当然，当事人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川本三郎身陷囹圄与道德困境，在多年之后才能释怀。
在书中，我读到这样两段：“就像切·格瓦拉说的那样，让所有‘任何不义气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来，这温柔，可能比他们的政治行动本身拥有更长的生命”，“确实对我（们）来说，那个时代并‘不是好时代’。有死，有无数的败北。但那个时代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时代’。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我们主义的时代……试图否定被编入体制内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