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图片来源于网络）
题记：以李斯的性格，他必然会坑掉自己的政治对手与政治异见者群体，那些方术之士妖言惑帝，李斯并没有及时地断然阻止，方术之士只是败露后逃亡或诽谤皇帝，才让帝震怒并遭到打击。李斯在朝廷议事与谏书，将矛头指向的是非议朝政的儒生们。儒生博士们，才是李斯要打击的对象。所以李斯镇压的，并不是所谓的妖言乱众者，更多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儒生。
近有陕西学者王根权的论文《“焚书坑儒”一场旷日持久的弥天大谎》在《中国教育科学探究》(2013年5月25日出版)杂志上刊发，结论是：“焚书”是国家进行了一场教学课本改革，收焚了过时的不适用的教学课本。 “坑儒”一事应该解读为：秦始皇三十五年，国家进行了一场专项打击，诸生检举揭发，对“方术士”中的那些经济诈骗，政治反动，“为妖言以乱黔首”的四百六十余骨干人员予以了镇压。
王根权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新史料，只有似是而非的新观点，而他的新观点维护的只是暴秦的面子，暴秦的里子，他无法为其辩护。什么是暴秦的里子呢，就是秦的基本国策，恃仗暴力一统天下，不仅要一统土地，还要一统文字货币度量衡，特别是一统人民的思想。我们只要分析秦王的谋士李斯的性格与思想，就完全可以看到焚书坑儒的必然性。儒家本是致力于政治伦理的学派，这一学派思想甚至不失激进，为社会道德正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有“舍生以取义”）。
所以，议论朝政、谏言献策是儒家干预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学派品格。儒家在秦朝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秦始皇与李斯将儒家阉割了，儒家关于正义仁爱的价值追求权被剥夺了，只能充当暴政的宣传工具，焚书坑儒之后，儒家从政治伦理变成了礼制技术。
说焚书坑儒，当然要说到李斯（前280年－前208年）。
史记里记载，李斯年轻时是楚国地方文书小吏，他发现厕所里的老鼠与仓库里的老鼠境遇完全不同，厕所里的老鼠连狗都害怕，而仓库里的老鼠却优裕从容。觉得为人一世，不可卑贱困窘，应该追求人上人的衣食荣华之位。李斯从老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觉得楚王昏庸没有前景可言，所以投奔到正在崛起中的秦国。
李斯的导师是荀子（前313年－前238年），荀子本也属于儒家后学，但他已是儒学转型人物，与孟子性善论相悖，他提出人性本恶论，不再执迷于儒家的仁义，而倡导“隆礼重法”，而“尊贤爱民”使他还持有儒家色彩。儒家由道而德，由德而礼，到了荀子这里，已由礼而法了，重视礼，就是格序化等级尊卑，以此建立社会伦常秩序与稳定，而重法，则是祭出惩治人性之恶的最后的杀手锏。而到了李斯之时，他与儒家学派共同点也只有对礼制的重视，既然人性本恶，李斯不再相信人，不再讲仁政，而是视人性为敌，要用法治与政治恐怖，来强行使社会稳定安宁。荀子与李斯的内心有一个没有示人的观点，就是仁爱与正义不可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但严刑酷法的极权恐怖，却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因为人性恶，所以应该以法刑来治人性之恶。
战国时代是一个丛林时代，丛林时代谈不上“民主”，但却有充足的自由。荀子可以自由言论自由办学，李斯也可以自由离职自由前往秦国，这样的一种自由状态，产生了丰富的思想，思想或政治都被市场化了，都可以沽之于市。司马迁写战国人物时，其描写的形象也多精神饱满极具人格魅力。
作为一只卑贱的老鼠，李斯要改变的是自己的命运，他先是投奔到吕不韦门下，成为他的门客，他过人的才华很快得到吕不韦的赏识。吕不韦就是一位卓绝的政治生意人，帮君王夺天下被他视为天下最大的买卖，一件宫廷事端，使吕不韦成为阶下囚，但这并没有使李斯醒悟，看到宫廷中的险恶，却似乎让他逆势而上，看到了自己攀上人生巅峰的希望，他要冒险上位，要看到顶峰的风光。
吕不韦的倒掉，没有成为他的危机，而郑国渠事件差点使李斯的政治命运夭折。郑国修建郑国渠，居然是一场的政治阴谋，它不是为了让大秦富民强兵，而是为了削弱其人力国力。秦王为了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对秦的全方位渗透，嬴政四年（前243年）下了逐客令，为官身份的外国人等，均要限期离开秦国。就在李斯准备离开咸阳之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写了谏逐客书，这一书不仅挽救了他自己与外来客们的政治生命，也成为千古名篇，并流传到当代中国人的教材课本之中。
李斯陈述的道理很简单：秦国历代有作为的君王，都得益过外来智者的建言献策，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如果把杰出人才拒之门外，等于向敌国送了厚礼。大海不弃细流，高山不遗坯土，要成就伟业，就应该博大胸怀，招贤纳士，不问国别（坑儒的时候发表的谏言，觉得儒生学士们在一统天下后已然没有价值了）。
伴君如虎，丛林中只有国君这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被你说服了，他就是你的老虎。反之，你触怒了老虎，可能也成为虎口之物。舍人就是舍身侍主或饲主的人，也是用思想用心术控制左右主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