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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中国若动荡,比印度还惨?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黄亚生还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 的类比中看到。

  3,经济发展的原因

  在人口问题之外,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印度在法治、司法独立、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等 方面都优于中国(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及2012年3月9日《财经网》的“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不过,印度的腐败也超过 了中国。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至3.6,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7至3.5,印度的廉 洁低值和廉洁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

  即便认为中国的腐败与印度的一样糟,中国在基础设施、侨资外资、高储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推动等方面却优于印度。中国的成人文盲率不超过一成,而印度的成人文盲率大约是三 分之一。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 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而且,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

  黄亚生还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 的类比中看到。可正是在这里,黄亚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强政府推动”,恰恰是印度“ 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黄亚生的类比才能成立。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问题在于对经济发 展原因的总体理解。

  简单地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下篇,《领导者》 2010年10月号)。在过去的40年 里,中国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被这个“三大相对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碰巧也反映 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黄亚生把“中国模式”比附于“拉美模式”也表明,他似乎漏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惯性和新变动;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把握“中国模式”,也 正好是他误读“中国模式”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因的缘由。

  当然,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 展的程度。因此,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中国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如何去平衡财产权利、社会效益和 平等分配;第二,印度如何去平衡市场制度的优势与政府效率的劣势,如何去平衡个人权利与“人口公地悲剧”的矛盾。

  未来40年,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靠突发奇迹而在经济上超过中国。民主的印度之所以还那么 腐败,那仅仅是因为,文化规则决定了制度的运行。印度的种性制度,显然影响了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运行绩效;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与文化决定的。

  4,问题在中国

  以上分析已经表明,如果中印两国的主要方面都大致保持目前的状况,未来40年“印度赶超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问题而 不是一个印度问题。话甚至可以这么说,“印度赶超中国”与印度无关,而与中国自己的平衡能力有关,与中国能否避免自己的潜在危机有关,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否会陷入动乱有关。更直 截了当地说, 未来40年,如果中国自己不先乱,印度经济总量确实不可能超过中国;如果中国自己先乱,那么印度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就如题目所说:中国若动荡,比印度还惨。

  按照这个观点,过去40年的情况不能完全说明未来40年的情况,一切取决于人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实际的进展。由于印度有相对更稳定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 ”,显然同时就有更高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依照上一节“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确实可以结束一切中印对比的具体分析,确实可以结束一切关于印度经济如何不行的分析, 从而把目光,仅仅放到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上。

  分析至此,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否完全相反,当下中国社会的狂飙状态(贪腐、败德、移民等等),似乎正在表明中国人对未来信心不足。贪污腐败、裸官奸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 浮躁冲动,无一不是在表述着中国人“对未来大打折扣”。对这个要害问题,国内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有很大的分歧。

  大致的观点有三种: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状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层“民粹化”与上层“寡头化”终将导致“权威之乱”;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权威主义被彻底否定,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 入“民主之乱”;还有一些人认为,“权威之乱”和“民主之乱”都不会出现,中国经济也许会有危机,但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有大问题。

  总之,印度也好,欧美也罢,问题还是在中国自己。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谁超过谁只是个数字问 题,关键还在于现实的感受,而不同的中国人对会不会落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未来40年印度经济无法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真的不会有大问题吗?

  (本文为《中国不一样》第一章)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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