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口是个什么问题？
上述事实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可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 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见薛涌：“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网》，2010-10-28）。这个观点企图证明，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会使印度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
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这个观点当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过去的40年里，从人口增加速度比中国更快上，印度也一直在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 ，反而使印度相对变得更坏。而印度未来人口结构上的更大好处，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压力。在人口总量压力还没那么大的过去40年里，印度经济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尚且在持续扩大，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在未来40年会突发奇迹呢？
更致命的问题是，“干活的人多经济发展会快”，这个观点完全违背经济学的常识。人多时，一方面当然是人力资源丰富，可另一面，却是（产生了）就业有没有着落这个更大的问题。只有 假定人口增加，能够伴随着有效率的就业增加（不能有“磨洋工”之类的“隐蔽失业”），“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才能成立。很不幸的是，就业问题恰恰一直是印度的大难题。
按联合国的估计，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称，如果印度的生 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得很厉害），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将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两倍，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虽然这只是各种预测中最悲观的一个，但它表明印 度在人口高峰过去之前人口压力确实很大。
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2045年印度人口稳定在14.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5亿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则的话，教育、医疗、食品、 住宅、干净饮用水、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见“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环球网》，2011-01-12）。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更快发展还怎么可能？
另外，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经济的重心和比例，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加严重。随着人 口的继续上升，印度要考虑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所带来的更大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现在更操心的，与其说是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如 何更好地将避孕用品送货上门，并以相当于成本10%的价格卖出，甚至干脆白送。
想想看，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却马上就要超过中国。人口拥挤和人口爆炸是突发事件、社会危机、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实际上，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 的大事，因为过激的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关键之处是， 过激的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则是暗的。所谓暗的，就是经济学里讲的 “负外部性”，它是一种无代价、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和资源拼抢。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本身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可结果损害的是别人的生活环境。
人口的量是个难题，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变成类似于污染的影响和干扰。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可麻烦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人，谁也 无法事先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谁也不想成为“社会的累赘”，但个人的平等权利合成起来，就在宏观上导致了大量“负贡献人口”的出生。 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以对人权的暗 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这就是本书作者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除了印度的人口问题外，西方的赤字公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 “民主公地悲剧论”是一种实证的历史哲学，不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民主公地悲剧论”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历史结果（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上篇，《领导者》2010 年4月号）。
理想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2.1，即育龄妇女平均生2.1个小孩，实现人口的自然代际更换。目前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4至1.7，印度是2.6至2.8；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左右 ，印度则仍高达15‰左右。由于低生育率、人口老年化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放松的时候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却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结论很简单，那些内心深处不把印度当回事的中国人是有理由的，“人口公地悲剧”问题不解决，40年内“印度赶超中国”就是梦话。我们中国人老说“崇洋媚外”，这个“崇洋媚外”也许 包括“东洋”的日本经济，但决不可能包括印度经济，印度经济实在没有什么可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