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与革命的协奏曲
毛泽东时代是革命的时代，邓小平时代是保守的时代。容易被忽视的，此刻不再是革命和保守其中之一的兴起，而是二者的同时出现。这是建国以来全新的历史现象。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只有晚清的政治气氛与之相似。革命与保守相互激荡，正是大风暴来临的征兆。保守与革命所演绎的不再是变奏曲，而毋宁是一首协奏曲。这对应于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特别是利益两极分化的趋势。1980年代启蒙话语下的左右之争，多少是市场改革的观念反映；但对于当时社会地层暗涌的熔浆，思想界则显隔膜。革命和保守是对传统左右之争的反弹，但也无法切中时代危机的本质，更多只是情绪性的反应。革命与保守部分复制了社会矛盾的分裂线，又掩盖了正在集聚的力量的真实性质。人们接触到了，却视而不见。
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夜一样，当下中国精英群体既无力提供变革的方向，又无法把握政治变革的主动权。社会巨变摇动了民众沉睡的政治意识，但旧精英群体却又产生普遍的犬儒情绪。它享受贵族的特权，却不承担精英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玩弄观念和利益的“寄生虫”。特别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更是给它以自信，所有的异议因此遭遇解构──既然所有这些成果都来自反对“革命激进”的改革实践。这种半认真的“乐观渐进主义”渗透在诸多话语之中。
1980年代启动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各领域的大幅调整，主要是在党政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合力之下，在相对封闭的权力空间推动完成的。新启蒙主义者表面上的对抗性，无法掩盖他们作为精英同盟的实质，“以批评的声音促成建设”。这一由新旧精英主导的政治过程，全权代表民众的利益与观念，这一互有默契的授权─代表格局直至新世纪之前，都没有受到冲击，有的只是局部调整，比如知识精英的半边缘化和经济精英的崛起。在这段历史时间里，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都没有试图把握普通民众的思维及其变化。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习惯了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结构里垄断政治的解释权，他们不断制造出新的分化，又以表面上变动不居的流动性掩饰社会的裂缝。社会分化无疑带来了集体行动的困难，这也给予既得利益群体压制变革的动机。不过，当一个面目全非的巨人开始蹒跚走上舞台，舞台上的所有人也都陷入了无所适从之中。
精英与民众这种刻意维持的超脱和距离，是经济奇迹的保证，由此形成的冷漠氛围，则有助一个无需协商就逐渐巩固的隐性同盟的出现。过去几十年，精英群体已经习惯于将民众视为被动的政治力量，对它来说，民众不过是抽象的存在。即使精英对于民众具体的苦难不乏同情，但是，善良并不容许深入的思考，他们的善良需要让自身保持在安全的状态，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过渡阶段”必要的痛苦和牺牲。改革时代塑造的冷硬心态，尤其能够替代忏悔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敏感的心灵是最为常见的祭品。
随著改革效应的持续耗散，失意群体与精英的身份意识愈发对立，改革初期的共识基础不断瓦解。1989年就已现端倪的精英与民众的隔离更加严重，鸿沟还在继续扩大。伴随新启蒙主义者1990年代以降批判力的逐渐丧失，精英集团的内部张力也趋于松弛，精英批判能力的丧失与精英集团共识的分裂同时发生。近十年以来，新旧精英逐步完成了体制化的进程，遁入各自封闭一统的小天地之中。这个体制化的过程，弥合了共识分裂所带来的不适，“改革政治”提供了让一切问题留待时间解决的假象。
利益两极分化带来的不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它只不过是以激烈的方式展现分裂。与底层群体相比，精英群体更像散落一地的马铃薯。精英群体的一致性是纯粹消极的，只希望获益而不允许有所受损。改革时期形成了一座以风险阶序分化为设计原则的金字塔，它的底座嵌在底层民众的身体之上。“民粹激进主义”这些说辞透射出精英的自负，在这一点上，知识精英并不比党政精英好多少。政治不只是不准谈论的禁忌，也成为一块不可染指的神秘禁地。这形成一种奇怪的沉默合谋，表面热闹的公共讨论无法掩盖实质的空洞，愈是喧嚣愈是寂静。精英群体的三心二意，正是其整体疲怠的体现。让自己保持在安逸的状态，依赖于将问题复杂化，以及在绝对和相对辩证法中游刃有余的能力。社会抗争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势力压制，而这些势力彼此之间也都看不顺眼。在这里，终于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两个中国”的怪异景象。
一个中国无法理解另一个中国。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说，人们原先就自我闭塞，现在则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冰霜，现在则冻结成冰。“两个中国”有其各自的深层危机，而各自的危机又以相互激荡的方式提升整体危机的烈度。这显示出一种普遍的矛盾：精英对于危机的回应，既有可能采取保守姿态，也有可能诉诸革命激情；草根民众对于挫折的回应，既可能呼吁自由与民主，也可能寄托于不同革命神像的公平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