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进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知识界的光谱愈趋混杂。如果说，1980年代以降新启蒙主义是思想界的标竿，那么，近年来所浮现的革命─保守论争则代表思想谱系的重新组合。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作为前一个十年思想界的划分标准，已经趋于淡化。这意味，在思想标尺上，从原先围绕于启蒙这一原点的左右调整，思想界开始趋向于两端张力的加强，这与社会情绪积聚的格局大致相符。
1989年之后，经济增长成为唯一的和解选项。在政治改革希望幻灭的情形下，中共主张维持改革的渐进结构，希望通过它，迂回到达那个半途夭折的政治运动的最终目的地。这形成一种怪异的历史局面：改革是为杜绝保守势力重登舞台，而支持改革又必须抑制“激进主义”的重生。“告别革命”是改革自我确证的方式，而对保守势力的抵制，又以保守主义的姿态完成。这可以解释1990年代以降那些看似矛盾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思潮的交替出现。
利益冲突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就会以观念重组的方式展现，近年来的思潮演变正是其反映。某种程度来说，自由主义和新左翼是围绕市场机制展开的讨论，而保守与革命之争则代表政治危机的加剧。
精英活力与国家─精英─民众三角结构的消失
这个时代的主要症结表面上是精英的分歧，党政精英控制著经济和知识精英的进阶之道，经济精英鄙视知识精英的学院气，而知识精英在独立和依附之间摇摆不定。在精英之间，寻找不到一个主要的中枢、支持的重点。但分歧本身并不意味活力的丧失，比分歧更为严重的是，潜藏在这种分歧之下的，其实是不同领域精英相互对抗能力的丧失，这比精英集团的精神败坏更具有危险性。1990年代中期以来，体制内的党政─经济精英集团获得垄断性支配地位，在这之前的市场化过程中催生的经济新贵以及各领域的知识精英，都在这一压倒性的支配力量面前丧失独立性。1990年代中期之前，那个刚刚展开的精英多元化趋势戛然而止。所有领域的精英份子开始不同程度地依附于由党政─经济精英群体所把控的通道，以及由它所支持的一整套政治说辞。尽管多数领域的流动性还在加强，但这无法掩盖整个精英集团的固化、颓怠的趋势。
经济精英身处的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教育、科研、媒体领域的知识精英在体制的中心与边缘之间挣扎，体制外精英面对权力和资本的包围更是陷于困顿。独立性的丧失，意味著批判力的下降。表面的流动性，难以阻止精英群体的同一化与依附化。精英内部张力的丧失，实际也意味其动员和控制民众能力的下降，这是加强维稳机制背后的根源。金钱绥靖和暴力手段的需求随之而上升。对于精英群体，民众的不信任是普遍的。作为整体的精英集团，难以再与它所在之外的社会阶层形成互动和对话，精英更多关注自己的小团体利益。他们宁愿说服自己相信，自由只来自那些具体细微的环节，民主的真谛在于“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们的诉求，无法与那些境遇糟糕的阶层发生联系。在这种情里下，保守与革命的冲突也就被夸大，作为一种假想的威胁和恐吓，以此避免变革对精英群体所可能带来的地位摇动。
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徒劳地希望寻求精英的共识与团结，孰不知，正是精英的对抗和制衡，才是精英掌握大众的秘密。党政精英希望通过建造一座坚固的精英金字塔，以此应付那个由他们释放出来的魔鬼──改革的诉求所可能催发的未知因素。但是，由此所导致的精英集团张力的丧失，实际也意味作为整体的精英集团的权威性和吸引力的下降。精英和民众成为两个国度中相互观望的陌生国民。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对权力充满了不满情绪的精英，也同样表现出对“多数人暴政”的深刻敌视。革命与保守之争，其实更多是丧失活力的精英集团营造出来的幻象。这些精英抱有稳定秩序、推动改革的某种真诚，却希望压制那些不同于他们的声音，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危机的累积。
在改革的黄金时期，国家、精英群体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默契关系，这种三角张力的消失，是精英集团活力丧失的表现。这不仅是精英群体伦理危机的体现，也预示了政治危机的逼近。迅速膨胀的民众诉求难以获得机制性的疏导，稳定的假象建立在一种谁都可以嘲弄几句的社会现实之上，这是洪水冲破坝基之前那种可怕的氛围。在这种结构之下，社会运动的成果也往往是零碎的、偶然的、短暂的、脆弱的，没有人可以保证它的稳定和持续，因为没有一种结构能让这种力量获得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
单纯的利益只能为精英集团带来争斗。改革初期所建立的利益同盟就建立在某种价值共识之上；过去很长时间的政治稳定，也建立在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价值默契之上。但这一同盟并未维持太久。城乡之间、央地之间、部门之间、阶层之间，在所有这些利益的中心，都出现价值共识的裂缝。利益上的均沾一旦打破，利益的天秤一旦过度失衡，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就会迅速出现。即使人们依然在使用旧日的修辞，但这无法阻止利益重组过程中的观念蜕变。那些在利益重组中被甩出去的旧精英份子，也会开始打上草根的旗号；某些既得利益者也不时利用这些观念，以维持他们的思想吸引力。但是，在如何有效动员民众方面，他们一样都表现蹩脚，充满了各种言不及物的空洞的精英腔调，民众对此的回应也当然只是试探性的。
某种程度上，精英群体已沦为“寄生阶层”。它一方面享受各种特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陷入孤立，让自己寄生在对民众的不断靠近之中。精英必须巧妙地在这种疏离和靠近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在公共媒体中，精英群体也经常机巧地迎合民众的激情与欲望，用无关痛痒的颂词或是隔靴搔痒的批评，制造“扭曲的公共领域”，让人们沦为“喧哗的大多数”。健康的公共领域需要“普遍性”的精英公民作为担纲者，但在当下，所有阶层都在拼命展示自己的“特殊性”，到处都呈现出“自我剥夺”的怪象：上层精英的心态是布尔乔亚式的，中产阶级沉浸在猫狗世界之中，下层民众则自嘲为“屌丝”群体。在这样一种“探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身份游戏中，安全和幸福取决于谁更加成功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套比实际身份更低的伪装。
关于革命与保守的争论，在当下其实不过是关于民主的表态。过去几十年，精英群体对于改革历史的垄断，使整个公共领域出现一种新的“封建化”趋势，批判声音的存在无法掩盖社会空间的收缩和政治生态的恶化。在当下的氛围里，那些保守姿态的重现，就不只是对于革命的恐惧那么简单，而也来自对政治的深沉恐惧。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的并存并不矛盾，如同去道德化和泛道德化并存一样，相互的转换往往只要一瞬间就能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