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 需要解决授权机制的问题
民众普遍参与到授权、控权、确权的过程中，就会有效抑制官员的官僚主义冲动。这是一切成熟的现代国家行之有效的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做法。
新京报：今天反“官僚主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任剑涛：应该说，领导人与民众对官僚主义的痛恨是非常真诚的，但反对官僚制度具体路线的确定需要有一个实现政治期待的崭新定位。
实现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期待需要进一步区分官僚主义，哪些是历史原因导致官僚主义，交付给历史去解决；哪些是体制上的安排，可以使官僚主义在体制上有所克制；哪些行政体制的安排可能会导致谨守岗位制度、不积极有为的官僚作风，需要在行政制度上严密规定；哪些是在社会心理上可以去满足的反对官僚主义的社会期待，哪些社会期待在制度上无法兑现，应理性地告诉公众。
反对官僚主义不等于瓦解颠覆官僚制度，要使社会心理合理化，这就使得从社会政治角度观察的官僚主义在结构上必须去细分，而不能笼统地定位我们就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否则，这样的反对官僚主义可能是愿望越迫切，效果越失望。
新京报：你的建议是？
任剑涛：今天重提反对官僚主义，预示着反对官僚主义将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要把道德化的取向和制度化的取向有效综合起来，否则，反对官僚主义的效用就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所以，今天重提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在历史、政治、行政和社会心理的角度，也需要从社会政治层次的考虑和学理深入分析推动制度的建构来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在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反对官僚主义的系统思维。
新京报：怎样做才能消除这些“官僚主义”？
任剑涛：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之所以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各种新老表现形式，既危害了执政党长期且稳定的执政地位，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不满。因此，有效限制官僚主义的诸种表现形式，解决民众对官僚主义的严重不满，就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新京报：具体有哪些路径？
任剑涛：从当下处境出发，解决官僚主义危害，主要可以从三个着力点下手。一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问题。只要落实了“权为民所赋”，也就从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的根源扼制住了官僚主义恶性发展的咽喉。解决“权为民所赋”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宣誓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精细布局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让民众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让他们成为选拔官员、监督官员、评价官员、升降官员的政治主体，从而让官员对民众形成敬畏之心。这是尝试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练不成，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就很困难。
二是要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入手，建立控制权力运行的社会机制。“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解决权力运行不为官员而为民众的三个支点。但落实这三个目标，也不能只是在道德方面吁求官员的善性良心，而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
“心为民所系”，不是官员偶发性地对民有所善待，而是由于官员深刻意识到民不授权、官无所托的常态性心理；“权为民所用”，不是官员“达则兼济天下”的为民谋利，这种顺带性的为民用权，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在官员知道权力拥有者是民众而不是自己的情况下，他才会形成为民执政的稳定心理；“利为民所谋”，不是官员机会主义的为民赐利，而是因为官员不为民谋利，就会失去为官资格，他就不得不谨小慎微，围绕民众利益作为。
三是要用民众的社会政治广泛参与，来限制官员主观妄为甚至胡作非为。一般而言，官员不是坏人，他们不会一味败坏权力。但是，当官员长期处于不受监督、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权谋技巧时，他们就会逐渐养成一种脱离民众、挥洒自如的权力嚣张习性。
因此，民众普遍参与到授权、控权、确权的过程中，就会有效抑制官员的官僚主义冲动。这是一切成熟的现代国家行之有效的克制或消除官僚主义的做法，值得认真借鉴。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汤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