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就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
“组织性”意味着公民社会必须展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应不能算作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但萨拉门教授后来认识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以及非正式的组织，但他继续强调这些组织必须有日常的会面，必须有会员、必须有被参与者接受的决策机制与程序。问题是，现实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真正意义上会员的社团;更不要提虚拟空间已出现的大量网上团体。而它们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呢?
“非营利性”意味着组织可以赚钱，但只能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问题是，中饱私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近年来，由于政府拨款减少，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卷入赢利性活动，致使“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有关“非营利组织”的高管们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齐的报道也不绝于耳。
“自愿性”意味着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这里的“自愿”缺乏严格的定义。问题是，在具有合作主义传统的那些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工会、商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人们参与宗教组织活动往往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愿的。这些组织是否应该被排除到公民社会以外?
“民间性”本来被定义为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不是受制于政府;但后来萨拉门把“民间性”定义为它们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组织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不降低其“民间性”。问题是，这些组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资助才能生存?如果它们离开政府的资助就无法生存，那么它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民间性”?
“自治性”意味着各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资本或其它组织。直接“受制于”也许少见，但如果民间组织资金主要来自外部(如政府拨款、基金会资助、外国援助)，那么政府政策(尤其是拨款政策)、金主的偏好、外国捐助者的资助重点能不削弱那些仰人鼻息的组织的“自治性”吗?
综上所述，虽然civil society这种提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即使在当代，各种对它进行定义的策略也都不太成功。换句话说，civil society原义的“名”还未“正”。civil society的中文译名也同样未“正”。前面提到了“文明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三种可能的译法。而译为“公民社会”往往会使不了解其西文原义的国人产生种种不相关的联想，仿佛“公民社会”是某种更理想的社会类型(而不是社会团体的类型)。
破除“公民社会”的神话
不仅“公民社会”的概念名不正、言不顺，更麻烦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哺育出的所谓公民社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不胫而走，它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事实基础，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和大众读物对公民社会的一些颂扬与真实情况有很大距离。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对外部世界提供的不同模式非常感兴趣，但这也可能造成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神话加以剖析。
同质的神话。公民社会理论谈到公民社会时仿佛它是一个整体，好像其中完全不存在阶级差别，各种团体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这当然是虚妄的假设。任何明眼人都知道，现实中的公民社会绝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它也绝不是个牧歌乐园。恰恰相反，公民社会中有贫民窟与花园别墅，有血与泪，有剑与火。把它描绘成宁静、和平的去处，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欺骗。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对社会中阶级关系所作的犀利剖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可能导致利害冲突，利害冲突会引起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