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阶层并非无辜。他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和权力勾肩搭背，太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深广的人文关怀和国家的智力培养。他们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创造力量，本应该利用他们的财富，在直接关心平民、关心智力建设方面做出积极有效的行动，。但是他们把机会都“让”给了政府。所以在中国，人们把企业家都当奸商恶人，把政府当衣食父母。
如果没有企业家——这里当然是特指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家，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有一丝持续公开讨论企业家是否可以“在商言商”的空气。
在控制了你肚子就控制了你脑子的时代，你除了一边饿得眼冒金星一边对给你一根骨头的救世主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哪有力气奢谈奢想什么企业家的什么责任——企业家根本不存在，惟一的企业主也就是奴隶主却是你只能感恩的救世主。
所以在讨论企业家的政治责任之前，我们首先得真心感谢企业家，只有企业家给社会留下了自由的生长空间，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第二种力量。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主观为自己和家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客观上对社会的创造和自由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自身所得。人们千万要知道，当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不管它是如何名义私有，实质上一定是以各种形式社会共有的。所以，他们不断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强，做得万紫千红万水千山做出万种风情，就已经是企业家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
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据说这番发言在企业家云集的社交网站“正和岛”（柳传志本人也是“岛民”）上引发诸多争论，甚至引发另一位岛民王瑛“退岛”，这一事件也进而演化为舆论焦点。
引发这次风波的原因，是柳传志先生错把正和岛的小范围企业家座谈当成了家庭小客厅。指责柳传志的人们恐怕大多数都忘了，就在刚刚翻过去的2012年，柳传志却是公开打破“商人不议政”潜规则里最勇敢的一位。
这一年，68岁的柳传志接受《财经》杂志访谈，大声疾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当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我们愿意多做贡献；当你真的反着来，比如真的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柳传志的发言，得到的是上下都不讨好、两面都受攻击。他有没有受到压力我不知道，恐怕也很难求证。
也许正因为这番遭遇，才有了今天的“在商言商”说。
政治就像空气一样，任何人都不可逃离。甚至连自然灾害也和政治息息相关。阿玛蒂亚﹒森在《民主的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一文中，专门对世界各国的饥馑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就像咱们古人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大面积饥荒死亡的，都是非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即使遭遇更大的自然灾害，饥馑和死亡的程度往往也要轻得多。
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在商言商。法治不存的社会，企业家其实比谁都更关注政治，因为政治时时都在“关心”他们，他们比谁都更加充满对权力不确定性的恐惧。一切正如胡适之所言：“搞政治是产不出一粒粮食的，搞政治的人要想吃饱喝好，就得对最能创造财富的人下手，所以商人从来都是政治的首要目标。”
有人认为“在争取民主化的进程中，民营企业家和整个中产阶级的缺位甚至与极权主义全面妥协勾兑互利乃至帮凶，是民主化进程艰难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宣布了中产阶级成长将自然带来民主化理论的破产。不为民众和自己争权利就可能成为极权的陪葬。”
这最后一句话是对的，但是前面却不对。这种逻辑再稍稍往前推一点，就有可能堕入和极左与民粹一样的逻辑：企业家没有一个是好人，不和权力勾兑、不欺压百姓他们根本赚不到钱，所谓无商不奸。因此剥夺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命，一点也不冤（包括利用大民主方式）。人们有所不知，且不论企业家们并非都如此万恶不赦，即使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一群互相竞争的乌鸦也比只有一只超级垄断的乌鸦好一万倍。
更何况，民营企业家与集权的妥协与勾兑不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的是冲突和矛盾，企业家的卖身投靠更多的是出于无奈，并非自愿。不找一个权力靠山，他们随时有可能被剥夺甚至被消灭。但是找一个靠山也不行啊，因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就是权力，因为任期总是有限的。而非法治化情境下的政治斗争，对“自己人”也绝对不会客气。因此，最后还是只能依靠宪政和法治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