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发展要突破“元叙事”
最近几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成了全球热议的一个主题。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模式，也有人反驳称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在经历西方历史上的某一发展阶段，最终仍要回归到西方进步论框架下来，并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但一个清楚而巨大的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既是民族国家更是文明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无论从宏观的执政理念和路线建设，还是微观的基层治理和人事制度，我们都能看到以中共领导的不同于西方制度框架下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尝试。
曾为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政治学者张维为，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突破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宗主国的路径依赖：在政治领域内，中国探索的是把“选拔”与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个探索还可以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其初步效果已明显好于西方只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经济领域内，中国探索的是把“看的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把“数目字管理”与“宏观整合力”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虽然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这种探索的初步效果看来也胜过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社会领域内，中国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而非西方所主张的两者对抗的模式，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弗朗西斯·福山
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前不久6月29日举行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上，重申了自己二十年来的研究轨迹和对中国问题思考。西方当代全球性“元叙事”的逐渐展开，以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滥觞，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经济学为经济实践，并在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达到全球治理的巅峰。以至于撒切尔夫人会反复地讲，除了新自由主义，“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并逐渐塑造一种称为“TINA教”的新宗教;弗朗西斯·福山也会在苏东剧变时期高呼“历史已经终结”，同样认为西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不用再去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在今天，历史终结论的变种依然在泛滥”，王绍光说。
时过境迁，福山近来表示，自己也不同意当初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了。在最近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诸起源》中，福山创造性地把中国当做国家形成的范本，而非古希腊、罗马以至西欧诸国，并以此查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如果将福山对这一对政治发展的新研究思路换一个角度审视，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范本，为什么中国文明不复制西方道路。这个问题虽然宏大，但它是突破目前西方“元叙事”话语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西方人士也都认识到，西方的线性史观并不成立，西方制度也并非“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历史仍然会继续发展，人类总能不断地突破各种“元叙事”，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创造出更新的理论，发展出更符合善治的治理结构。而21世纪的全球化也绝不意味着继续由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西方式全球化，而应当是理解并认同每种文明都有适合自己发展道路、都有结合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特色构建的多元性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形态，即全球性的全球化。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对中国本身和世界格局都至关重要。而中国未来的良性发展，也需要突破新旧各种“元叙事”的窠臼，在一个真正开放性的未来图景中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