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对于民主有深入思考。他指出：“当代潮流是社会民主主义，它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推行宪政民主，保护所有公民自由权利；也区别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拥有调控市场职能，维护法制秩序，打击破坏分子非法行为，防止资本主义过渡竞争，从多方面关怀低收入弱势群体。”
为了推进民主，杜润生重视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重视利用各类新闻媒介传递信息和体现社会公众监督的职能。开放言论有利于暴露矛盾，化解矛盾。要正确处理保护言论自由和端正舆论导向的关系。”
杜润生告诫说，“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是没有用的”，“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
要发扬民主，保障人民参与国事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法治取代“人治”。“民主需要法律保障，由国家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民主，用以保护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制止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杜润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一切政党个人都应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叫民主法治。”他直言不讳地说：“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
对于法治（ruleoflaw），杜润生也有极为精彩的论述：“只有法律，而没有强有力的、拥有独立审理权力的司法执法机构和民间法律咨询服务组织，就算不上是法治国家。文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居民应该是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中国政府，惯于用行政系统发布原则性政策指导工作，特别涉及财产权力问题，尚待制订法律条文，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宏观调控内容。忽视这点，就无从建立交往中的信用，否则依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不会造成良好的预期和有序的市场。”
2005年，已经92岁高龄的杜润生在出席首都经济学界春节联谊会时发表演讲，再次呼吁“搞经济改革，不能忘了政治改革。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要搞政治文明。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全世界的榜样。”
88岁时，杜润生为一位三农学者新书作序，专门引用了林肯的故事--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寄托了杜润生对于中国政治家的希望。十几年过去了，新一代政治家登上舞台，他们是否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们是否愿意倾听这个故事？
（注：本文引文摘自《杜润生自述》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