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内外发展环境和约束条件的变化，这种模式不仅不应当被固化为“中国模式”，而应当成为新阶段转型改革的重大任务。一个约束条件的变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以及市场主体的形成；另一个条件的变化是全社会需求的变化。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没变，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已经改变。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温饱，面临的挑战是私人产品短缺；进入发展新阶段，人们的需求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保障，较好的生活环境、公共安全等，面临的挑战则是公共产品短缺。
在两个重要条件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有三点判断很重要：第一，竞争性地方政府不能继续扮演经济主体的角色。否则，将为中长期发展积累更大的矛盾和问题。第二，地方政府不能继续充当投资主体。如果继续充当投资主体，继续扭曲市场，产能过剩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第三，竞争性地方政府难以适应发展转型的新挑战。
总的看法是，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虽然在短期内还会对刺激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但会使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矛盾和危机因素积累下来，给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并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突出矛盾。改变政府取代市场的做法，防止短期问题长期化，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首当其冲是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
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是经济转型之重
为什么这些年经济转型步履艰难？为什么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不仅难以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固化、甚至强化的趋势？我认为，关键在于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及其制度安排尚未有实质性改变。从现实需求来看，建议把这一问题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推进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这需要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过快投入增长。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突出特点是投资高速增长，用高投资拉动高增长，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由此，不能不严重扭曲投资消费关系，使消费率持续走低。不改变这种模式，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相当困难。
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调整经济结构，这就需要改变地方政府普遍坚持的工业主导的发展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只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40%左右，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相适应。当前，如果不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服务业发展是很难的。
而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至少10-15个百分点，推进城镇化重在发展服务业。如果现在这个方向转不过来，下一步城镇化很难跳出以往规模城镇化的发展框框。同时，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坚持“工业主导”，其实质是仍然实行以高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不改变地方政府工业主导的路径依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解决产能过剩的体制因素，这就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对产能过剩要有客观的估计。从多方面看，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明显特点。产能过剩不是一个短期增长中的问题，而是中长期增长体制、增长模式的问题。形成产能过剩的根源，主要在于政府替代市场，政府成为投资主体。例如，这些年的许多重复建设、低效率的投资，大都是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结果。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绿色增长与绿色转型。大量的例子一再说明，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绿色增长、可持续性增长就可能沦为口号，而不是务实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