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城镇化和刺激经济主要依赖政府扩张财政支出。2008年我国推行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其后数年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但是其代价是放松了财政与货币纪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林立，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日益高企。保守估计，全国2012年政府负债率，也就是政府负债达GDP的比率达86%，其中地方政府负债率达48%。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审计结果，各地政府违约现象目前已经频繁发生，很多违约是以借新还旧的形式掩盖的，还有部分违约是对项目工程的欠资。财政风险已经蔓延到金融部门，构成金融风险。
政府负债率水平不在于多高多低，而在于可持续性。比如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估计将在2015年达到250%。虽然问题极其严重，但是可能仍在可持续水平的边缘。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估计将会在较低水平上增长，财政收入有限，地方融资平台还债高峰已经来临，未来几年地方政府违约将只增不减。也就是说，我国的负债率水平已经接近不可持续。多地区小规模财政危机已经出现端倪。而且，从目前政府公布的用电量增长率远远低于GDP增长率来看，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政府公布数字。
2012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达到28886亿元，占GDP的6%。其规模虽然巨大，但是从2010年以来逐年下降。地方本级预算收入，土地转让收入，以及其他政府性收入之和，难以用来支撑地方财政的平稳运作，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本付息。
上述分析意味着，我国已经不可能采取与2008年类似的财政支出扩张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城镇化也一样，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已经不是可行的选项。选择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就是选择自杀。正因为如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务院据传曾在前些日子“否决了发改委支出规模将高达40万亿人民币的城镇化草案”。（外媒对此消息报道后，发改委负责人表示，该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
因此，新城镇化只能依赖依托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创造和利用“改革红利”，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包括外资的投入。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大规模的征地需要引入法治，要限于公共利益导向，奉行自愿同意原则，恪守正当程序，实行充分补偿。而充分补偿的基础则是适用公平市场交易价。这里，基于公平市场交易价的征地由于产生收入，政府可以对其增值征税。但是由于征地涉及农民工作、生活和养老保障方式的改变，如果农民来自征地收入偏低，政府仍然需要负责失地农民的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总之，大规模的新城镇化需要依托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公民的权利保护。没有私营部门的激活，不会有大规模的新城镇化。没有公民的权利保护，不成其为新城镇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