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没有信仰是危险的，但要做到彻底的"零信仰"也不容易。所谓"我没有信仰"，不过是没有意识到信仰的层次与类别罢了。对大多数声称"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实际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那么，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是否真实可行呢？不是的！这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信仰宗教，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以相信超自然的神灵即超验的存在为标志的建制性的宗教固然是"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与超验的存在、来世没有关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学说理论也可以是"宗教"。只要一个人无条件地崇拜和相信一套无需理性和实践验证的东西，并以此为其行动指导和追求目标，这个人就实际上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这个东西宗教化了。尽管这个"宗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宗教形式不同甚至完全相左，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某人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一个相信宗教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寄托在宗教信仰上，把宗教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用宗教解释一切；一个不相信宗教、甚至反对宗教的人，则可以把任何一种非宗教的学说、主义、观念作为自己的"宗教"顶礼膜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的意义。二者信仰和崇拜的对象不同，但在将某种东西作为自己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这一点上，二者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
所谓"信仰缺失"，有两层意思：对个人来说是缺乏某种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宗教或宗教化了的信仰体系；对国家来说则是缺少一个能够代表民众信仰、凝聚民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一般来说是某种或精致或原始的宗教，特殊情况下，也可是某种非宗教的主义、学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所谓"信仰缺失"，应该是指国家、民族与全社会的信仰体系发生了缺失。这不是说国家没有官方信仰，而是国家建立、倡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失去了作为个人信仰集合体的整合与代表功能，个体信仰与官方信仰之间失去了共同点。个人与国家都需要有一尊能够信靠的"神"，但官方立的那尊"神"与老百姓自己信的"神"不是一回事了。
探讨这种变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曾经有过把一切都放在宗教的名义下，以宗教作为最高信仰的漫长时期。在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出现之后，皇帝、国王等各类国家的统治者也都长时期地借用宗教的神圣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君权神授"在政教合一时期，既是宗教信仰的内容，又是政治信仰的核心。在神权与王权分离之后，国家通过暴力或"民主"的方法提供统治的合法性，确立自己的统治模式，国家的主张、观点，不再具有神圣性了，但绝大多数统治者仍然把宗教作为可以帮助自己巩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摆在大众崇拜的核心位置。统治者借助宗教巩固统治，不是把宗教放在自己的脚下，而是把自己放在与本国人民信奉的宗教或神灵的最近的牌位之下，让自己最快最多地得知"天意"，代行"天意"。世界上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可以按主要人口的宗教信仰划分为"某某教国家"。在这些国家里，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与价值体系的不是统治者，而是宗教。官方意识形态、官方信仰与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民众可以对统治者个人表示不满，但民众信奉的宗教与神灵是不会改变的；统治者个人换来换去，但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与信仰体系不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一致性，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上看，是合理的，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失去存在的理由，愿意分崩离析、自我灭亡。宗教信仰或某种宗教化了的其他信仰作为整合国内各族群众、各类集团的纽带作用从来没有被统治者忽略过，道理即在于此。
三、古代中国的信仰体系
对此，有人会说，此论适合于全民信教或宗教发达的国家，但不适合中国，中国自古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何来利用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与官方正统信仰之说？
这种观点，涉及到了如何看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思想，也称儒学、儒教、孔教，它是不是宗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都曾论证过儒家思想只是一种哲学、一种观念，不同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建制性宗教。这些论证的逻辑严密，证据充分，揭示了儒家的许多不能称为宗教的特点，结论本应无可置疑，但这类观点有一个错误的前提，这就是把西方宗教学意义上的建制性宗教，拿来作为与儒家比较的样本，强调了宗教的外部形式，忽略了从信仰的功能上考察儒家学说的本质与宗教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不存在维持国家存在所必需的"君权神授"的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那么，以"天子"自命的中国历代皇帝及其王朝是否可以说是无神论的政权？显然，此说不能成立，中国从来不存在相信无神论的皇帝。如果存在一种宗教化了的官方信仰，它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儒教。儒家学说自汉代被置于"独尊"的官方信仰的核心位置之后，经宋明理学的集成、系统化，几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从形式上看，儒家思想不是建制性的宗教，但它的地位远在各种宗教之上。儒家思想为巩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所做的贡献是中国任何宗教、任何其他学说、思想都无法比拟的。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人可以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学说早已被历代皇帝"宗教化"了，儒家经典具有超越时代的宗教权威。清代思想家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以法杀人"尚可救，"以理杀人"无人可救。在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方面，中国封建礼教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儒家思想称为孔教、儒教。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时代的封建社会，无论儒家学说在形式上是否被称作宗教，维护这样一种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无疑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利益的必然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不以西方意义上所谓的"宗教"为国教，没有与佛、道等宗教搞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但在巩固封建统治的实际功效上，并不缺少宗教化了的精神支柱与信仰基础。
相对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单一信仰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在信仰的选择上，则有着较大的空间：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与政治主张（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抱负"）结合在一起，立志"治国、平天下"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场，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只有精神追求而无政治兴趣的人可以作为文人儒士，著书立说；如果有人觉得官方信仰不足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再加上佛教或道教等建制性宗教作为补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大众除了可以实践孔孟礼教的伦理道德之外，在信仰方面，还可加入或创造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这样，中国古代就有了一套不同层次的立体的信仰体系。站在这个体系最上层的是帝王们极力推崇维护的官方正统信仰–儒教；中间是有形的建制性宗教–佛教、道教；最下面的是活跃于草根层的民间信仰。不同等级的人，可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相安无事。把这三层信仰连贯起来的是以方块汉字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外族入侵，整个社会的信仰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家与国、朝廷与百姓、个人与社会在信仰认同和价值取向、伦理道德上，并无冲突，作为国家、民族、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观是连续的、有效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换的是皇帝，是名称，不是信仰，不是价值观。古代中国，也几乎不存在"信仰缺失"问题。
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信仰转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了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以封建礼教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统治模式，中国社会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随着西学进入中国，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巨变。1919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社会信仰转型的序幕，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偶像轰然倒塌，中国人开始考虑"今天我们信什么"的问题。信什么？作为个人，老百姓可以继续相信儒、释、道，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或民间信仰；但作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儒家必须被端掉。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希望以此填补或置换原有的封建信仰体系。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像潮水一样涌入了中国。中国人在被砸烂的封建传统的精神支柱面前感到迷惘，在各种新兴的"主义"面前感到兴奋与恐惧。刚刚建立的民国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领导人，政客的无耻、军阀的混战、列强的掠夺，加之旧有社会瓦解后的失序，加剧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的痛苦。"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此时，代表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介绍到了中国。从信仰的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追求社会正义、反对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政治主张，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明灯，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命运是坎坷的，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发展在中国进行的并不顺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不同于中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存在着大量文盲、缺乏产业工人的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并不合时宜。
毛泽东，应运而生的伟大政治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之间、理想主义与功利本能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毛泽东没有把精力放在重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上，他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的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经过了曲折复杂、残酷激烈的党内斗争后，中国共产党终于达成了举党一致的共识，承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最具权威的领导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泽东在向文盲为主的农民推行中国版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极为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的深远意义。许多人也许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不能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而毛泽东却能建立革命武装，开创出红色根据地？其实关键就在于毛泽东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大程度地简化了，简化到了任何人都明白，都可以将其作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为之奋斗的–十分有吸引力的理由。剩余价值、政党、国家，对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些过于深奥的概念。农民需要通俗易懂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既是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是广大农民的希望和闹革命的目标，这个目标改变了千百万人的旧的人生观，成了这些人为之奋斗的精神信仰。至于打倒土豪之后能否分到田地，分到田地之后能否继续拥有田地，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是不去考虑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拥有千百万中国版马克思主义信徒支持、参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当然，毛泽东是不允许加入了革命队伍的农民把信仰永远停留在给自己分得一块土地，为自己复仇的个人功利层面上的。有了信仰还需要不断地提高，需要把信仰的对象与目标及时地宗教化、神圣化。毛泽东知道要让红军不同于土匪，就必须让这支队伍有十分明确的使命，这个使命必须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性、必须能够成为让人自愿追求、自愿献身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高度宗教化。每一个红军战士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革命目标的正确性，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由共产党领袖开创的革命事业。这个事业是"无比美好"、"无比壮丽"的，是值得以千百万人的生命去换取的。与这个伟大的目标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人，必须完成从普通人到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在思想上接受和确立宗教化的信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无数人树立了新的"信仰"，明确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与追求"。"打土豪，分田地"不再是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手段，而是一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不是简单地想要发财、复仇的普通农民，而是具有远大目标的、用革命信仰与理念武装起来的、随时准备献身的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