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从图1、图2和图3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国的实体部门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按比例）。比如，2011年，中国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整个GDP总量的份额远远低于美国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后者平均已占70%以上。2011年，在美国15.9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76%，而同年在中国大约7.5万亿

　　美元GDP总量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份额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比，还不到7%（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22%-25%，新加坡为26%，见王力、黄育华，2012）。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服务业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务业，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另据CEIC DATA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27.03%，金融服务业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制造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20.7%。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也认为，尽管在毅夫的NSE框架中将金融服务业在言辞上视作为内生于产业结构又反过来又是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但是在这一新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实际上还是把金融结构及其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外生因素来处理的。如何把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萎缩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在不断增大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事实置放进NSE的经济结构变迁的框架中来分析和处理，而不是实际上只是考虑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和“狭义的”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毅夫的NSE所进一步考虑——至少需要进步说明——的问题。如果这样做了，是否将会改进林毅夫NSE的整个分析理路和框架？

　　到这里，我们也许就能更加清楚杨小凯生前所努力构建的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基础之上“新兴古典经济学”（NCE）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与林毅夫建立在“ECVSE”理路上的“新结构经济学”（NSE）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异同、各自的优长和可能的互补了。按照亚当？斯密——阿兰？杨格——杨小凯的分工和迂回生产（round-about）的经济学分析理路，人类社会越进步，分工越细密，生产越迂回，市场越深化，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总量就越大，经济也就越发展，因而在杨小凯的NCE分析框架中，现代服务业部门的不断涌现和服务业部门所创造GDP份额越来越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过程和自然过程；而按照林毅夫的NSE的理论框架，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科技革命、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为其主要推动力量并构成其普遍特征事实的，因而在林毅夫的NSE框架中，尽管他与合作者把金融服务业视作为是由产业结构所内生出来的，但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内生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但又反过来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产生重大和至深影响的“外生变量”来处理的。由此看来，杨小凯的NCE分析框架和林毅夫的NSE理论框架，各有侧重，且各有所长。故此，笔者这里甚至考虑，也许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且互相取长补短，从而进一步在把分工市场深化理论乃至制度分析真正融入毅夫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NSE理论框架，才能真正构建出未来发展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范式”，并为未来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

　　余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必然王国中的经济理论之树长青

　　在《繁荣的求索》一书和其他文著中，毅夫甚喜欢引用当代经济学中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毅夫还直接引用卢卡斯（Lucas， 1988， p.5）教授本人的原话：“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经济学中的卢卡斯之问和卢卡斯本人的这一表述，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林毅夫教授作为一个世界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志向、学术目标和现实抱负。这些年来，毅夫也确实身体力行地朝着这个宏大的学术目标而精诚努力，殚思竭虑地进行理论探讨，并且硕果累累。

　　然而，也许毅夫也注意到了，除了经济学中的这一“卢卡斯之问”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nanke）在1995年也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说：“解释清楚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the Holy Grail）。大萧条不仅导致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Bernanke， 1995， p. 3）。伯南克还接着指出：“虽然我们还根本没碰到这一圣杯的边儿，但在过去15年里，人们对大萧条的理解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上）。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卢卡斯本人也非常热衷于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多年来曾在这个领域中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于1981年出版了一本《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文集。在这部文集的结束篇“商业周期理论中的方法与问题”一文中，卢卡斯（Lucas， 1980， p. 712）曾说：“要阐述一门不甚令人瞩目的学科中某一应用领域的发展目标，其勃勃雄心似乎令人生畏，然而，在描述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目标中，存在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式吗？”看来卢卡斯本人也无比看重商业周期理论的研究。

　　一方面是经济学中的有关各国经济增长秘密的“卢卡斯之问”，另一方面则是有关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圣杯”之说。这两个迷人的领域，曾吸引了许多人类杰出的头脑为之沉迷而奉献终生的研究精力。然而，认真审视一下当下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就会知道，当代经济学中这两大迷人的研究领域，说来并不是经济学家们理论象牙塔之中闲情逸致的智力游戏，而是深深关系到世界数十亿人民福祉的现实大问题：一方面，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国家陷入1929-1933世界大萧条以来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大衰退而至今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又长期挣扎于经济增长乏力、发展缓慢、债务累累且绝对贫困人口还在增加（索罗斯和阿比德最近预计，到2015年，世界仍将有超过10亿人口仍生活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窘境之中。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就连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增长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这样的金砖五国，也开始出现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下滑的征象，从而整个世界经济的经济前景又似乎变得灰暗不明起来了。

　　在此世界经济格局下，一位西方经济学家Barry Eichengreen在评价这次“大衰退”时曾说过：“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转引自林毅夫，2012a，第291页）。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2012a）也对3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表露了一些悲观看法：“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且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认为过去那种“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即将过去”了（吴敬琏，2012b）。然而，素来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精神的林毅夫教授却认为：“不过，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却才刚刚开始”（见林毅夫，2012a，第291页），并在许多媒体上表露未来20年中国还有GDP增长超过8%的可能性。

　　如果判断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经济学家们基于各自的理论储备、知识禀赋、研究视角以及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和数据，自有个人悲观的或乐观的看法和判断。这说来正常。笔者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经济史乃至比较制度史的学人，现在得出了以下一个可能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十分同意的判断：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的20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无数伟大和具有杰出头脑的经济学家持续不断地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和机理做了诸多探讨和解释，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相对于经济学家整体乃至整个人类自身而言，好像还是一个“必然王国”，还不能说已是一个“自由王国” 。由此使我想起了18世纪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惟生命之树常青”。在当下世界，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家庭资产缩水，普通和失业家庭生活窘困，总需求疲软，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和路途漫漫，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增长乏力，居民收入提高迟缓，上十亿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社会动乱、紧张、冲突乃至政变时有发生；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理论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探索却不断深入，新的理论建构乃至新的数学和计量模型不断和大量涌现。故此，我觉得歌德的这句名言在当今世界甚至可以反过来这样说：“人类的经济生活世界常常是灰色的，惟经济学理论之树常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根据2012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的主题发言的PPT扩展改写而成，作者感谢黄有光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教授对这篇文章的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编者省去脚注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