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即使把毅夫的NSE的原理及其GIFF框架运用到改革后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当代中国社会中，似乎仍然绕不开上述问题。自1978年以来，以培育和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和对外开放为主轴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导致中国经济有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无人可置否。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中国乃至各地政府和企业家一起确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引入市场机制和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的黄金机遇中进行了技术和资本的引进、科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内的民营企业，从而进行了产业升级和持续不断的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才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这些实事几乎完全印证了毅夫的NSE的基本原理甚至GIFF框架的操作步骤。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过去30多年中，尤其是自中国加入WTO后的1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几个特区，以及全国大多数大城市和县城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科技园，在各级和各地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和扶植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无疑是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和主要贡献因素。所有这一切，又似乎完全印证了毅夫的NSE及其GIFF框架的基本思路。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国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一个巨大的成功试验场。

　　然而，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如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巨额负债，还发生了一些负责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建设和基建投资的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腐败寻租的大量问题，如苏州前副市长姜人杰，洛阳市前中共市委书记孙善武、郑州市前中共委书记王有杰、阜阳市原市长萧作新、原阜阳市前中共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甚至原大连市长和原重庆市中共委书记的薄熙来……，等等。这其中哪个领导人不是坚定、有能力、有想法且在努力发展本地经济甚至在发展高科技园区和推进本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上做出了诸多贡献的“能干的”书记和市长？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进入NSE理论框架的未来探讨和思考视野之中？

　　其次，即使我们避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在运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家族的权力寻租问题，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可能还有一个绕不过且必须回答的问题： NSE理论及其GIFF操作框架假定政府及其领导人在正确运用一国或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乃至在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上要起到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对本国和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有市场增长潜力的产品和行业和未来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判断方面，乃自在各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方面，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就一定比在生产和贸易第一线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高明？知识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甄别更确当？指导意见更合宜？

　　200多年前，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Smith， 1776/1930， p. 421）在谈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著名论断后，接着就指出：“在把资本用于国内哪些产业方面，以及在其产品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上，处在自己本地环境中的个人所能做出的判断，显然要比任何政治家（statesman）或立法者为他做出的判断好得多。如果政治家试图指导私人去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关注最没有必要关注的事，而且假定存在一个安全和可信任的政府。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荒唐且有很大幻觉地自认为有足够资格行使这种权力的一个人，甚至交给一个委员会或议会，那是再危险不过的事情了。”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还没有发生，更没有现代的计算机网络通讯工具和信息渠道。在21世纪高科技和已经计算机网络信息化的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拿开对市场运行的干预和“调控”之手了，因而对亚当？斯密200多年前说过的这段话，我们今天研读时是要特别小心。然而，即使在21世纪的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的今天，斯密的这句话是否还有一定的道理和参考意义？一些国家的计划委员会或科技部、发改委的官员们，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业的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就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难道一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就只是在政府所能正确甄别和因势利导之下才能发生？

　　这说来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推导问题了。近些年来，尽管在政府为缓和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做出的所谓“4万亿刺激计划”和保增长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国家发改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建高科技园区和孵化新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且在某种程度上贡献了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政府所推动的发展新产业和产业升级政策政策，甚至资金和资源扶植政策，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以毅夫的NSE理论框架的思路和术语来说，过去几年，国家发改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所推出的“产业升级”和“孵化新产业”的政策，在很多方面不是顺应了由我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恰恰可能是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而犯了急躁、冒进和揠苗助长地推行“赶超战略” 的老毛病。

　　对于这一点，在不久前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把脉当下中国经济》的长文中，笔者（韦森，2012）就曾指出，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以及地方政府为振兴新产业，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假如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产业的新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几十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巨额原来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却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还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背上了巨额的银行负债，凭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不久前，媒体暴露出来的江西省最大的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锡的尚德集团，也是这方面的例子。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你说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这不是通过堂而皇之的鼓励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把一些企业创生出来但最后推向了火坑？最后不是害了一些企业家？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政府不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不是主张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上不加大资本投入。我这里是说，只是在我们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运作体制中，在发改委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的情况下，才有了这样的结果。现在看来，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主要应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除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研究院这类科研机构确实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外，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应该是企业在市场乃至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自己的事情。一些新兴产业的创办和发展，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如果政府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其效率都会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根源。目前许多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着巨大国家财政资金乃至“振兴几大产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目前，一些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已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不能倒，从而绑架了商业银行，也绑架了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不能让它们倒闭而已。

　　上述例子，也反映出了毅夫的NSE理论中GIFF框架被现实应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就不再深入展开讨论了。概言之，即使我们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institutions free”，尤其是不能让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分析的维度缺位。笔者的愚见是，在未来的完善和发展中，毅夫的这一NSE理论分析框架，要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作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因为，只有当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得到现代民主政治安排中的实际制衡了，才能期望他们能确当且合宜地发挥“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世界范围的国家增长轨迹的“大分叉”（the great divergence）现象，不正恰恰说明并证实了这一点？

　　金融结构经济是外生还是内生？

　　问题二：在任何特定一个时期中，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还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内在构成部分？

　　在与徐立新合作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在《解读中国经济》第九讲，以及在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新近研究（Lin， Sun and Jiang， 2011）中，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均非常全面地回顾和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系，认为“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和部门”（林毅夫，2012c，第192页）。他们认为，金融结构内生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则是由相对要素禀赋的价格所决定的。他们还明确指出：“经济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且高效率的金融结构必定反映实体经济的需求：“从根本上看，要素禀赋状况（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决定了产业结构，反过来产业结构又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结构的支撑”。

　　在现代社会中，一国的产业结构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和支撑，这一点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毅夫及其合作者在其所撰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做了很好的综述。但有，综合考察毅夫的NSE框架及其他与合作者所做的相关研究中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我觉得似有还有下面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予以明确解释：“产业升级”是否只是指制造业内部产品生产的升级，或者是指在器物层面从农业－手工工厂－机器化生产－高科技产业的升级？这包括不包括一国经济结构内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过渡？或者更窄一点说：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本身是否也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这里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因为，综合考察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这一框架所说的产业升级，大概主要还是指随着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所推动产品制造业的升级，而不是指一国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一国GDP总量中份额的变迁。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在与徐立新等作者合作的文章中，毅夫及其合作者认为，金融服务业内生于产业结构，但是，在他的NSE理论框架中，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是他所认为的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事实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外在的促进因素。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构成或者说组成部分。

　　举个例子来说，近几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GDP现价的一半。这是为什么？譬如，按照国际钢协2012年年初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6.955亿吨（按中国工信部2012年3月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钢产量为7.3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5.27亿吨的45.5%。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1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20.8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9.56亿吨油当量，远远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5.56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提升到大约50%。中国汽车产量在2011年达到1840万辆，比美国1370万辆高出了470万辆。2011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6800万吨，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的GDP却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国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落后 ，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参图1，图2、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