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城镇化的弊端，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分组讨论。“讨论很热烈，平常一般到11点左右就散会了，我所在的第六小组一直讨论至中午12点。城镇化实在太复杂，达成共识比较难。”
事实上，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迟迟未公布，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对城镇化的路径还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在讨论什么样的城镇化，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样的城镇化，都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一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考察时，鲜见城市的改革，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扩张的冲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很多的钱加大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债风险。”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城镇化的推手。
放权
对处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来说，怎么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认为，必须扭转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
她以近些年产能严重过剩的光伏、风电、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痛陈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这些产业一上升到国家战略，经国家规划，就变成了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政绩工程，于是全国若干个政绩工程出来，很快导致过剩。一些产能过剩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这种产能不仅在国内需求过剩，而且放眼全球我们这个生产能力也是过剩的。光伏就是这样。”
由于政府干预下导致的经济失衡，“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巨大存量，GDP的总量，产能的总量，以及贸易的总量都挺大。要把我们的存量调整作为改革中最大的试点。”
然而，这么大的存量到底怎么消化、盘活，是个问题。
“怎么办？只有用时间来调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化解我们过去严重过剩的产能。”张燕生说。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仍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稳中国经济下一步要出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