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中央政府愿意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付出短期的经济减速的代价。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要迈过一道坎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
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品制造国；但与此同时，信贷扩张、过度投资、地方债风险、出口依赖、生态破坏，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低效，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代价。
“这的确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政府的权力超过了经济发展，这样会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非常谨慎。”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认为，在这个转型期，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到以消费为驱动的模式上来。“因为中国的消费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太弱了，甚至比起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中国的消费总体上也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在其主政波兰期间，曾追求一种黄金秩序，即一种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平衡了出口、进口，平衡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这样。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坦言：“我们的经济最终要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然而，这种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恐怕5年不一定能完成。从提出转型经济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怎么理想。”
新动力
当然，在过去的3个月里，新一届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月底，李克强到江苏、上海考察时，同意并推进建立上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以自贸区建设构建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强出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峰会，要求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月初，到河北考察时，李克强提出加快环渤海地区一体化建设，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新引擎。
“现在看来，产业、区域和开放，这三个方面都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王一鸣说，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城镇化则主要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它对中国意味着，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及新的投资需求。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然而，前30年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仍让决策者心有余悸。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却仍然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