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改革的核心理念应是平等保护物权，把本应归属农民的权益归还给农民。关键在于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自由流转将成为政府土地政策改革的大方向。
目前传统的“土地财政”模式正在被逐步打破，一方面土地出让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的空间必然收窄，另一方面，土地出让的收益也正在被其他开支所分流。而土地流转的交易税费则逐年攀升，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不断提高，已经超过土地出让收益所提供的城市建设资金量级。因此集体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并不会给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带来明显的掣肘，相反土地自由流转增多还能为地方政府税收增加新的来源。
因此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或将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的调整。将看到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逐步有条件确权和放行，以及对城乡结合部的更大力度的改造，如广东“三旧改造”的经验有望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其二是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盘活农业用地和农村宅基地，推进农业向集约化发展。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亦是解决农业、农村长期发展的关键手段。无论是建设用地转让的收益分配重构还是农地经营性流转，都将充分体现农民的土地权益，最终都会使得农民和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提高。
四、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扁平化”的财政层级框架，合理划分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预算制度。
《预算法》需要升级为《公共财政法案》，强化人大对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包括三公经费、预算内、预算外、土地财政和国有资本资产，这也是借鉴英国百年“光荣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一旦公共收支开始在阳光下运行，则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进行加杠杆和举债操作，并受到市场机构的监督和市场纪律的制约。
同时推进财权事权合理划分，上收部分事权，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的、外部性强、跨区域的和地方政府有动力扭曲操作的事权，例如食品安全、流域环境保护、基本社会福利等。为了扩大地方财源，同时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还需要推出累进式存量房产税、赠与和遗产税。当下中国需要更多的是针对财产存量而非收入流量的税收调节，这反映出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改变目前“亲资本、仇劳动”的税制性质，将有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真正展开。
五、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和能力升级
合理划分大城市群管理层次，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这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城市群管理机制创新，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协调合作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进行统筹，长三角城市群市长联席会议可以是一种选择，也有很大的改良和升级空间；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中国的行政区划是与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转型的经济体制与相对缓慢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区域间非规范竞争和城镇化进程滞后。为了强化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的同步发展，行政区划调整也就成为了重要的手段。
最近几年，上海、北京、天津、重庆、长沙、芜湖、扬州、沈阳等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区划调整。通过区划合并、撤县（市）设区等调整，减少了管理层级和行政制度障碍，直接扩大了中心城市用地与功能重组的空间，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实现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协调发展。目前位于重点城市群区域内的60万人口以上县、中心镇等升级成为中小卫星城市的试点正如火如荼地进展中。
此外，一旦实现更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则特别需要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卫星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这就要求城市必须建立起高度智能的城市信息管理系统，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居民信息管理系统、城市交通系统、水电网络系统、楼宇安防系统等一系列智能系统，全面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各关键领域的“智慧城市”将极有可能成为解决城市精细化管理问题的最关键切入点，这必将大大提升城市的承载能力和自身运营管理能力。同时为了营造更为集约和更具可持续性的城市生活方式，需要绿色技术的大力支持，“美丽中国”战略更将环保的重要性推向空前的高度，可以设想未来污染治理、资源再生、生态修复、环保高效材料等将成为城市新的产业热点和投资方向。
深度城市化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量级的增加，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投资+消费），而这正是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这个城市化过程再与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的高科技结合，那么斯蒂格利茨的著名判断可能就确实会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