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我更愿意用“深度城市化”这个概念，来表述这场在中国即将到来的巨大而且意义深远的变革。过去30年中，快速的工业化催促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半城市化”的常住人口，却并未真正“市民化”──即获得相应的市民消费方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身份认同。深度城市化的要义即是回归到“人口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其核心是有序推进现有2.6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完全市民化。深度城市化或者新型城镇化主要由以下五个要素支撑。
一、产业和产能布局再优化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部划分，我们把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沿海发达经济带（三个三角洲）、产业转移十字星区域（中原到湘中、武汉、皖江以及成渝）、能源和地缘经济区（内蒙古、西北和西南沿边城市等）和次级经济区（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海南岛等）。
东部地区将进入城市管理升级和精细化运作阶段，并带来生产型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这里是未来“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大本营；对于产业转移带而言，人口加速集聚并就地吸收中西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全球第四次产业大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那里将是未来中国制（智）造的基地。至于地缘和能源区，随着中国在亚太周边国家战略性布局的展开，相应的边境贸易、跨国交通和能源通道（包括能源深加工）的大发展也会带来更大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机遇。
再用广义的现代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连接这几类经济区，包括高铁（含城际铁路、地铁）、重载货运铁路、干线和支线机场（含低空通航）、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主干电网、水利调配网、光纤数据网等，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畅通，则一个由20-30个核心城市群构成的城市化核心地带即将有力地在亚洲中部崛起。
二、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包括，放开二线城市、一线及特大城市周边卫星城镇户籍，确认已经转移至城镇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市民身份；初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开放关键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和基本住房保障。
数据显示，一般农民工在城市的时间平均为8-9年，一旦解决户籍瓶颈，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对他们自身发展和城市进步都有很大帮助。当然，基于目前特大城市的资源分布状况，恐怕现阶段也不能将户籍改革妖魔化和完美化，户籍改革只是取消制度障碍，外来人口都可以均等地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资源。要进一步长久定居并且成就事业，也还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类似美国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亦需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积分入户应该是一种现实的手段。
户籍改革是一种反哺，一开始肯定是个分蛋糕的过程，它不大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的进行，需要高度的政府主动性强制实施才能操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机制设计，转移支付（还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等）应当依据当地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进行分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在纯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压力，也有利于缓解原住民与新增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