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就被终止，此后从初级社、高级社一路到人民公社，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越来越严，对农民的经济压榨越来越大，直至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学者杨继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求粮食和钢铁大幅增产，农民被迫超长时间劳作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指标，生产出来的粮食被送到城市甚至出口到国外，却没有留足养活农民所需的粮食。饿得要死的农民又被禁止离开所在地区寻找食物，包括父母吃亲生孩子的人吃人事件时有发生。
“大跃进”导致的人间惨剧让中国执政者明白，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而对农村、农民实施的经济榨取已经达到了后者的承受极限，靠继续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为大规模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路子已经走不通。通过分析中国历年来的粮食生产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年人均粮食拥有量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前夕的1956年达到306.8公斤后，此后很多年再也未能达到这一水平，1975年才稍稍有所超过，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稳定超过。也就是说，从大跃进失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再想通过加大对农民的榨取来为中国展开更高水平的工业化筹措资金已经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像一切准备挑战老牌大国的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的这种挑战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基础上，因为如果“奇迹”没有了，底子依然薄弱的新兴国家又如何能让国内外的人相信自己有资格挑战老牌大国呢？上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击碎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强国梦，这两个国家在创造经济奇迹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转而寄希望于创造军事奇迹，于是有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已经使中国完全不具有创造军事奇迹的可能（这从中印战争爆发后原本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全都站在印度一边反对中国便可见一斑），况且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远不具备德日两国当年那种可以支撑军事扩张的经济基础，于是坚持做大国梦的毛泽东只能选择创造“政治奇迹”了。
对于“文革”爆发的原因，多年来史学界提出了许多看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创造经济奇迹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冒险创造政治奇迹，应该是他发动“文革”的最深层原因。统领军队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保驾护航的林彪认为，“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到刘少奇，是一场权力之争，因此他主张整倒刘少奇后中国还应该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道路上去，而毛泽东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称“文革”这样的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因为他比林彪明白，中国创造经济奇迹和军事奇迹之路都已走不通，唯有不断“革命”，继续创造政治奇迹，中国才有可能在大国的博弈场上为自己保留一席位置。
不断创造政治奇迹当然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空想，“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失败给了他最好的答案。然而，或许正是毛泽东这种以整个国家和民族为赌注的疯狂举动，在美苏两强争霸的时代大背景下让美国看到了用中国制衡苏联的可能性。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近，中国从西方获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逐渐成为可能，中国也确实不失时机地在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推出了从西方引进成套装备和技术的“四三方案”，但与毛泽东故世后华国锋主政时期中国所谓的“洋跃进”一样，这些方案的实施效果最终还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打了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