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退休制度的成本之大显而易见，也充分说明，最高层领导的退休年龄，完全可能以某种年数（比如大致五年）等差向下传递，使下级官员的实际仕途“生命”产生确定性的打折。在两次顺利换届使集体退休—任期制更加稳固后，这种确定性增强了。与“班子年龄梯队”的不成文规定一样，这也强化了“起跑线意识”。无论是“官二代”还是草根子弟，都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官二代”上位现象在当下凸显，是多种因素共振作用的结果：仍在发挥作用的传统选官文化因素、“事政不分”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改革历史遗存、仍在改革进程中的领导人任期制因素。做出这种选择的“官二代”，并不是变得道德沦丧、权欲熏心，某种程度上，他们做了理性的选择，或是榜样下的仿效。这种选择当然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有效的，不过，由于“官二代”在信息掌握、运作等方面具有的先天优势，在所有人开始加速跑的时候，“官二代”问题骤然凸显了出来。
原题：中国“官二代”为何现在红？
（作者宋金波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