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总是强调，南周作为一家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它是全国有新闻事业心的一批人的共同产品，并非广东人经营的特产；换言之，她的“后台”是全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者的共同追求。我是1995年底筹备由8个版扩大到16个版时到南周的。但我至今不会讲甚至不会听粤语，这是和广州日报社完全不同的小环境。因为我身边的编辑记者基本上都是外地人，甚至最早的骨干编辑记者徐列、朱德付和沈颢也都是外地人（徐列祖籍广东，在外省出生长大求学）。1996到2002年，南周发行量最大的那些年，连南周的“老子”南方日报（集团）的社长刘陶与李孟昱籍贯也分别是湖北与湖南的。现在更是这样子：南周北京记者站和上海站的人数比广州总部多得多。由于报纸规模不大，容量有限，能到南周工作的人只是求职者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就是说，新闻行业与南周编辑记者秉持相同理念和追求的人员，非常之多，他们是不在编的“南周人”。这也是这些年许多新兴媒体与新办传统媒体，从南周高薪挖人的缘由，因此才有了业界所谓南周及南方报业是新闻界的“黄埔军校”的传说。反过来，只要南周的品质与品牌价值不坠，南周就不怕人才流动找不到有潜质优秀的替补者。
作为对质疑者的回答，我以前半是承认南周的成长与广东的大环境有关，另一半则否认与广东主政者有关。
说与广东省的特殊环境有关，是因为它毗邻港澳的地理环境，是改革开放先试先闯的试验田，直到汪洋同志主政广东时，还一直在讲“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是强调要有为国探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许还有争取中央倾斜政策的诉求在内，为搞广州南沙新区、珠海粤澳合作区、前海试验区、深港合作区造舆论，但肯定没有京沪某些人那种讨厌的妄自尊大的优越感）。但是说与港澳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关，那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前，广东人与香港近，天然的血脉与经济联系多，偷渡逃港用脚投票，给主政者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改革开往多年之后这个影响就不复存在了。二是在经济方面联系紧密，比如早期香港人到广东投资多，后来到深圳中山等地买房购物；现在内地这些吸引力基本不存在了。三是广东很容易看到香港电视，又是用粤语，当然就不大看央视新闻联播和赵本山小品之类北方风格的文娱节目了。但仅限于经济与语言方面的吸引力，也决定了广东人的趣味与诉求并不见得特别热心支持南方报业特别是“两南”（南周与南都）这些多半由外省人主编的关心全国关心时政的媒体；所以机关报广州日报在广州地区发行量一直很大，足以与都市报之类市场化媒体竞争，这不是广州日报经营有方、接近性强、阅读习惯三条能解释的，肯定也与广州市民的阅读需求有更大关系。
我否认“两南”及南方报业的成长与广东主政者做“后台”有关，理由是：广东同在中国大陆的天穹之下，天花板一样高，主政者不可能违背北京的意志；同在广东，深圳特区离港澳更近，外地人更多，报业却与内地相差不大；同在省会，同一个主政者，出版社不如广西师大，电视台不如湖南卫视、东方卫视有创意。这表明，各行业各单位主要还是“事在人为”。这也就强调了我前面两大理由。
对于以上这些，我重读了上世纪南周的主要创办人和主编左方同志的回忆录，想到另一点，有所修正。
最近我收到左方同志赠阅的回忆录未刊本。这个待印本，由沈洪“同学”纪录整理，有20多万字，非常有历史见证和阅读价值。文本经过再三校订，记左方的一生经历，丰富生动。我读得最有味的不是关于南方周末的部分，而是他的家世，父亲如何惨死于日本鬼子的残杀，他以孤儿寡母如何在家族亲友帮助下受完教育，如何违抗母命改名换姓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后来在空军司令部肃反时如何被审查，如何考入北大中文系，北大当年那些名师如何上课，他如何在文革中成为广东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之一执掌南方日报，又如何避免卷入武斗和派系……。文本非常好，既全面又精炼，信息量很大，只有个别错讹字词（如把王光美“四清”运动时创造的红极一时的让毛泽东反感的“桃园经验”写成了“桃源经验”）。
左方回忆录是基本认同我关于“后台”说的两大观点的。他用的小标题分别是“南方周末的上帝”，讲读者是后台；“南方周末的土壤”，讲志同道合者的追求。我说重读引起反思的是这一段，大致内容亦见于腾讯网的大师访谈录第70期：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下）停刊风波之4.“《南方周末》停刊整顿事件 从绑赴刑场到刀下留人”“（社长）刘陶向我传达（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指示后，他补充说谢非的指示并非保《南方周末》这么简单，谢非站得高看得远，他是从大局出发作这个指示的，你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谢非的指示。……刘陶说（出访期间的）谢非是专门派他的秘书从东南亚飞回来向他传达谢非的指示的，那位秘书说是（前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主任）林若将南方日报老同志的意见告诉王（黄？）华华，要他转告谢非，谢非得知后便把他带出国的谋士找来，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就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报，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
“谢非说，不停报总要想几句话回答中宣部，你们就为我想几句话，谢非指示的几句话是谋士们想出来的，刘陶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认为《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都是当事人，不用来北京，指定由（省宣部长）于幼军一个人向（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汇报。于幼军从北京回来，专门向南方日报处以上干部传达丁关根的指示。丁关根说，在国际上报纸因失实停刊例子很多，我同意谢非的意见报纸不停了，但是对《南方周末》编辑部必须严肃整顿严肃处理。”
可见，主政广东政治局委员、广东人谢非，向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丁关根说情起了决定性作用，南周终于被“刀下留人”了。其心理根源很清楚，就是不服气：“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就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报，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南周被视为广东省改革开放的成果，重要思想文化形象符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