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性质、核心内容和基本走向
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和调整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趋势；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不是突进式的，而是渐进式的。换句话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如影随形的是中国外部环境的持续复杂化，并进而导致中外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乃至爆发为冲突直至战争，如果不改变自身，更加努力地适应世界的话。不过话说回来，并非是中国希望与世界发生冲突，恰恰相反，中国确实是真诚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真诚地想要与别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意愿由于外界的威胁而使中国内部变得更加危险。
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战略，目的就是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因为外部冲突损耗中国的资源或者进而影响内政稳定之可能性。“韬光养晦”战略表现在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很多过来人应该都依稀记得中国对待外部冲突的方式方法。其中，中国主张与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这一战略在具体案例中的呈现。但这既为后来的冲突频发埋下了引线，也对相关区域领土争议的复杂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为解决领土争端增添了难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和平诉求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强了。相比较从前，中国除了期冀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之外，更要消除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的忧虑。因此，从主观上来说，中国的和平愿望更为强烈。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种社会资源也成为中国的执政者们争取的对象。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资源。在中国，由于由来已久的教化，民族主义拥有庞大的根基和人群。对外适度强硬，对于争取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增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逐渐体现出两面性。一面是中国具有继承和维护“韬光养晦”战略的高度自觉性，一面是执政者们试图在对外交往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强硬，并且这种强硬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而增强，虽然它也会极力管控民族主义，使它不过于偏离方向，危及自身执政。伴随着执政党谋求长期执政的努力，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将长期地转变，并从起始阶段的战术层面最终上升到战略层面。
中国新的外交政策，是以捍卫“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坚持和维护中国现存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基于其上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目标，在宏观上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对其作出调整，增强对外交往的适应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一方面以中俄战略协作为基础、与传统友好国家（区域）和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合作为主体、与民主价值体系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多元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对抗方式，积极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主导权，倡导建立民主化的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政治的多极化；一方面对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和领土欲求作出积极回应，适度展示中国的强硬，不放弃诉诸武力或者威胁诉诸武力作为终极解决冲突的方式，以实现国家体制利益、发展利益和外交利益的最高统一。
中国外交转变所仰赖者，一是自身日益增强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二是拥有重大利益基础的战略合作伙伴国群体。这是最大优势。后者换句话说，中国的国际朋友都是以利换利的关系。比如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前提是两国都不满现存美国单一主导的国际体系，比如中巴战略合作是由于双方在地缘政治领域具有共同利益，比如中国与非洲的战略合作也是基于中国对非洲战略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也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交往，比如与朝鲜、越南的战略合作关系，但前者越来越孤立，后者在价值观上与中国渐离渐远，且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因此，对中国外交的实用价值并不大。
这也就得出中国外交转变的最大劣势也是最大变数是，以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关系随时会因为利益诉求的单方面丧失而解体，远不如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际关系来得稳固和坚实。与中国的不利处境相应的是，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主导的民主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大，逐渐占据了世界的主流位置。中外价值观领域的冲突一旦与领土争端的合流，将成为对抗中国的强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交政策能否真正实现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未来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