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动力和原因
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深刻动力来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安感。无论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还是东亚区域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决定性程度上都是对一个“异质”的中国崛起的潜在担忧的产物。中国的异质，并非单纯文化上的，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中国所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对于普遍具有民主价值观的美国和东亚诸国来说，客观上具有“威胁性”。翻翻历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不与周边乃至世界发生严重冲突的，而从意识形态领域看，苏联崛起后与西方进行的长期冷战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
在习近平首访俄罗斯期间，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台上提出了著名的“鞋子论”。他说，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他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在公开回应西方和东亚国家对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疑虑，表明要坚定走中国自己的路，不会因为外来压力，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就明确无误地为中国和外部世界划定了一条界线。此举不是减轻了它们的猜忌，反而加深了它们的困扰。一个本质上不同的中国能否与它们永远和平共处，似乎很难让它们放心。中国不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中外冲突，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绝大多数上与此具有根本关联。
顺乎环境而变化，是万物的天性。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外交政策转变就奠定在如是真实的恐惧之上。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具有准结盟性质的军政关系，与非洲老兄弟打得火热，搞好与印度的关系，在欧洲合纵连横，深入美洲腹地。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是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像中国这样的“异数”，正是希望被改变的对象。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体系，那么无疑对许多人来说，冲突难以避免。为了避免发生那种绝对逆转性的冲突，双方争夺权力、影响力和伙伴，势所必然。
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表现在多重方面。
从全球层次看，旧的世界体系正在瓦解之中，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建立。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挑战，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都在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和民主的多极化世界，改变美国为主、西方说了算的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全球首要大国，继续维护自己的地位，在全球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是它自身的需求，也是现存体系中以民主价值观结成的共同体的内在需要，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东亚地区的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体制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以平衡中国的崛起。
因此，世界将会经历长时间的博弈，在此过程中，会发生自近代以来全球秩序第二次最大规模的调整，谁主沉浮，尚在未定之数。在这个层次上比拼的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涵括了上述因素在内的国家发展模式之争。中国模式之所以被提出来，其直接意图就是针对美国模式。就像现在提出“中国梦”，其实也是抗衡“美国梦”一样。模式之争的实质，是话语权乃至主导权之争，是着眼于新的全球秩序的。在这两种世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会发生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适应这样一种局面，避免在与全球性大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从地缘层次看，中国周边正处在激烈动荡期中，新的战略平衡正在形成之中。那些希望在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的国家，会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争取在此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主导东亚秩序，或者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至少，它们中的多数都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心存忌惮。无论是从传统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发生的扩张和掠夺行为，还是从现实世界中国与周边错综复杂的领土争端看，他们似乎都有理由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友好合作的一面，又有彼此猜忌、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一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后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近些年来中国周边冲突显著增强即可看出。除了因应这种趋势，中国外交“别无选择”。
从双边层次看，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恩怨纠葛，既有历史宿仇，又有现实纷扰，对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中日、中印、中越都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到目前为止，尚无化解彼此矛盾的有效方法，因此，在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发生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在发生不可逆抓的严重冲突前，通过运用外交政策，维护中国与这些邻国间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重要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