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能力，更拼“背景”
在中国，也有一些身处社会底层，然后凭藉个人能力，以及一定的机会，成为“中国梦”的代表。但这对龙华金来说，那只是个别。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怀着 “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在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而随着“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管道愈来愈窄。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高考那一年，他的成绩离北京大学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本科毕业后，王心又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唐先生在一家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游戏规则不公平迟早会付出代价
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们，很少体验过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比如公务员的福利。而这些不平等，建立在制度支撑的分配机制之上，剥夺而不是有利于“最少受惠者”们。
按照正义原则，在分配各种资源、权利和机会时，拿身份说事是一个无法想像的事情。但这就是那么多年来，龙华金的父母和他所遭受到的对待。他们无“资格”享有任何城市居民因户籍而享有的东西。从父母到自己，龙华金们只有地域上的“流动”，没有阶层上的“社会流动”。他们的数字是2亿多人。如果加上城市贫民，加上每年几百万涌向社会，但感觉不拼爹甚麽也拼不过的大学生，那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身处底层的人多会狠骂几句，安慰下自己。精神分析有一个理论：一个人在心理上受到不公的伤害，他会以发洩回敬，对自己进行补偿。这类心理，在龙华金以及工友，还有那么怎么也拼不上去的大学生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事实上，这是今天的一种社会情绪。感觉没有改变命运机会的人们，总渴望发生点甚麽，以便让他们从角落里一跃而出。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早就揭示，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里，并没有绝对的强者和赢家。一个社会分配资源、权利、机会的游戏规则愈不公平，愈是让底层付出代价，它或迟或早就愈会付出代价。
阶层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上层人群牢牢掌控着各种社会资源，而底层人们通过自身努力难以改变命运，令贫困家庭子女陷于“贫困陷阱”不能自拔，这种挫败的情绪会对其试图走出这个贫穷怪圈的努力产生消极影响。如此下去，只会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对立。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在阶层阶梯中的流动，几乎都是政治力量驱动的结果。在未来，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能否得到化解，仍然取决于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平等取向的政治形态，进行一场真正的有力度的改革，彻底破除“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绑架，进行一场真正的有力度的改革。否则，危矣！
1、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没钱和权，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2、“社会”从来不预设它就是一个由少数有权力、金钱庇护的人表演并羞辱大多数人的舞台。假如不幸如此，那么看戏的社会底层，难免会通过某些 “群体性事件”登台表演。一个社会分配资源、权利、机会的游戏规则愈不公平，愈是让底层付出代价，它或迟或早就愈会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