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的对手其实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角力，而这一阶层本身只能从属于一种被各种力量支配的状态？
杜维明：我的看法不只这样，傅高义也许这样看，我看的基本是参照儒家观念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往往能够在讨论的初期被我们厘清，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的状态下，他们能够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从这个角度讲，他是全方位的参与者，所以他可以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寻求各不相同的定位，整个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靠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体的批判自我意识进行维系，所以知识分子即使在如明代那样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遭受了极大摧残，却仍然会诞生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明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个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大的传统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
腾讯文化：包括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谓的只在心底像古玩般的被珍爱着”，这是否意味着在您提出的儒学三期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学精神回归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难，这种由现代性进程而来的式微是否已不可逆转？
杜维明：我想不是这样，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证明，或者说希望证明列文森的判断至少是片面的，虽然这算不上是错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后，亟需寻找一个新的定位，在救亡图存这一意愿的驱动下整个民族迸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被边缘了，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西方学习儒家可能会是一种障碍，在这个氛围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认同危机，一方面他在感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断，可他又要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价值。但是他们在感情上对西方的价值又是不完全赞同的，甚至因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西方有强烈的反感。就在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心态下，我认为儒学的复兴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也就是面对知识人之间的认同危机找出一个比较宽和的方式，所谓儒家传统赖以生存的政治结构崩溃始于满洲（满清统治——编者按），满洲的帝制结构使得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受到了很大创伤，但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每个人只要自己一人就可以修身，所以只要是有中国人还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他个人基于社会层面的政治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列文森很有可能低估了这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