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他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他在社会治理中当家作主，端午所体现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悲剧的，但这个悲剧使我们能够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会角色加强理解，我相信屈原的悲剧是个例外，一般讲中国古代知识人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和状态应该是当家作主。
腾讯文化：在您的观念中，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风格的形成受到了哪些影响，比较西方，他们的状况又是怎样的
杜维明：其实我感觉到现代意义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多半来自俄罗斯，这个群体在普遍认识上有如下特征：首先是对现实的认知精神；再就是他们一定要跟体制也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划清界线；第三是这一群体从本源上要代表更宽广的利益；第四是必须要有抗议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受这些判断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加入政权的或者跟政权有密切的关系的都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表现抗议精神，实际上这条路走不通，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来看，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美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也会在政府中出任要职，德国大学教授的社会识别与政府官员差别亦不明显，美国大学有名的知识分子及其影响力，对他们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但是他的知识分子风格能够维持相对独立，他的良知理性相对独立。
腾讯文化：如您所言，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发生了某些修改？
杜维明：不仅修改，它正演进为一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知识阶层，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具有职业属性，知识人变成一个职业，美国讲过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或者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政治职业和学术职业这两个是不相容的，政治职业靠的是责任，学术职业靠的是对真理的追求，那么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1949年以后，性格上改变的非常大，真正当家作主的是政治，共产党作为政治（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编者按）带来了很强烈的反应——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了一个毛和皮的关系，知识分子靠政治的力量来维持，所以知识阶层就成为了为政治服务的阶层，媒体就是人民的喉舌，包括科学学界在内的学术界转变成为某种职业团体，那种传统中国的抗议精神，以及俄罗斯知识阶层所代表的跟体制以及既得利益阶层泾渭分明的划分已经荡然无存了。
腾讯文化：这种关乎知识分子属性的调试是仅基于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还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
杜维明：这种现象是全球的一面，但我想我们的情况更为特殊，原因在于我们从意识形态层面上看，真正掌握最重要话语权的机构是宣传部，所以包括社科院及大学在内的各领域，又因为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接受了基础结构和上层结构关系的这种认识方式，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基础结构是经济以及作为其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所有跟文化各方面的关系都属于上层结构，所以这一阶层在社会上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这种作用甚至不能用“非常有限”来评价，对于被无限放大的经济基础而言，它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腾讯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是否具有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杜维明：有这样的关系，比如说《孟子》里面提到的概念，有劳心跟劳力，劳心是自为，劳力是自愿，看起来好像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孟子的思想里面，劳心者是靠人家吃的，所以真正当家作主的应该是人民，从这个“人民”的概念出发，可以推导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为真正的人民服务，可是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生态下，这个角色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腾讯文化：在您看来，生存在当下政治生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存在独立的可能及其空间？
杜维明：我逐渐相信由于社会多元的倾向，会导致媒体、企业、学术以及各种政府组织发生基于各自特征的多元化进程，我认为这进程有两点主导因素，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三者的领域相对独立，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仍然是政治领域，我的朋友傅高义在谈到美国和中国的最大不同时认为，中国的政治力量特别大，所以其他的所有力量与政治力量间都是依附的关系，而美国的社会力量更大，所以联邦政府的政治行为只是多种社会力量博弈而产生的结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极大的政治力量希望能够给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我还是相信政治是以主导的姿态出现的，在这个空间里，知识分子能够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只能是相对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