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中，需要警惕防范的远非中国一家。冷战时期的老对手俄罗斯，日益兴起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巴西，甚至其“亲密盟友”日本，都是美国着意防范的对象。美日同盟对美国而言除了防范和遏制俄罗斯（冷战时期是苏联）和中国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看住日本、防止其军国主义复活。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这是美国绝不愿看到的。
此外，在当今各国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美关系除了具有对抗性的一面之外，也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一面。在贸易、金融、货币、投资、环保、反恐等领域中，双方合作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见，并仍在继续扩展和深化。完全对立的中美关系势必损害这些合作，从而对双方的国家利益造成伤害。美国在处理钓鱼岛问题时，也不得不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
于是，一个略显吊诡的事实出现了：中国和美日在战略上虽然互为对手，但在维护东亚地区局势的基本稳定上，却具有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基于此，在维稳的前提下，我们仍具有广阔的维权空间。
战略维权是实现双重目标的基本路径
维稳和维权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兼容，那么，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实现两大目标呢？我们认为，战略维权是实现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双重目标的基本路径。所谓战略维权，是指在大战略指导下的理性维权行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坚定决心和“对等反制”原则维护钓鱼岛主权与海洋权益
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出现了一种危险倾向：尽管无力也不愿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他们认为中国希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日本的挑衅与侵权面前最终会选择妥协退让，因而无所顾忌，肆意妄为，频频制造紧张事态，不断挑战中国利益。这在博弈论中是一种典型的“斗鸡博弈”（Chicken Game）：譬如两人在同一天主干道上对开车，双方都不避让则同归于尽，一方避让则自己遭到羞辱并让对方获益，双方同时避让则均无损失。当前安倍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其基本意图就是通过自身“示强”，逼迫中国退让并从中取利。
对日本这一企图，我们应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以及国际社会显示维权决心。首先，要以明确而坚定的语言反复申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正如习近平今年1月在一次集体学习会上所言，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果。其次，要有坚决的实际行动。对日本的侵权和挑衅行动坚定地以“对等反制”原则采取措施：你执法巡航，我也执法巡航；你跟踪监视，我也跟踪监视，坚持派出舰船、飞机实施常态性、立体化执法巡航。只有这样，才能挫败安倍政权的外交讹诈，保住当前在钓鱼岛“交叉控制”的重大外交成果，切实维护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
2、明确而审慎地确定钓鱼岛维权的具体目标，避免维权过度
在钓鱼岛维权中，勇气和决心必不可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强硬，也不意味着能够随意抬高筹码，更不意味着需要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我们必须明确而审慎地确定维权的具体目标，保证目标的适度性和和有限性，决不能维权过度。具体而言，当前我国钓鱼岛维权的目标基本上可以限定为三条：第一：坚持常态化巡航，维护目前“交叉控制”既得成果，同时努力争取日本、美国以及国际社会逐步接受这一现实；第二，以“对等反制”的原则挫败日方以强硬手段迫我让步的企图，并做好危机管控的应急预案；第三，通过外交努力促使日本承认争端，坐下来谈判，同时逐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于钓鱼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包括驱逐日本势力、实现单独控制、岛屿的驻军与开发等均应留待远期解决，而绝不能列入中近期（5—10年）的战略议程之内。依据如下。
首先，过度维权的风险过高。尽管美、日国并不愿意直接同中国发生军事对抗，但我们的过度维权很可能刺激日本在右翼势力的鼓动下做出跳墙之举。而一旦中日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基于《美日安保条约》的刚性约束和维护其全球联盟体系可信性的需要（联盟体系是美国在国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维系世界霸权的基石，被美国视为核心利益），可能被迫介入同中国的军事对抗。如此，中国（连同美、日）将极可能遭受空前深重的民族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