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上千年的历史演变，国际政治的本质惊人地恒定不变。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各国仍然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和自助原则维护自身权益。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国所积累起来的权势，哪怕是出于善良与和平的意愿，也会被其他国家特别是竞争对手视为威胁之源。因此，面对中国30多年来的辉煌崛起，很多国家并非如其外交辞令所显示的那样抱持真诚欢迎态度。相反，一些国家正越来越将快速发展的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甚至潜在敌人，并开始愈加频繁地采取措施干扰和阻挠这一进程。其中特别关键的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
防止一个能够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出现，是冷战后的美国政府宣之于口、见之于文的大战略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防范对象越来越集中于中国。人权问题、贸易问题、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售台武器问题，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华为“间谍”事件、“黑客攻击”事件等等，无不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干扰、牵制与防范，并对中国崛起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最近几年，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计划将其60%的兵力和几乎所有类型的尖端武器部署在亚太地区，在中国周边频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策动菲律宾、日本等国挑起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给我国造成沉重的战略压力。
当前，避免与霸权国的迎头相撞特别是军事对抗，是中国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这一大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大英帝国的热战式对决，还是苏联同美国的冷战式对抗，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在综合国力尚处劣势的情况下同霸权国摊牌、对决，结局都会十分悲惨。具体到当前的中国，一场同美国以及美日联盟的军事对抗将几乎必然地中断中国辉煌崛起的进程，甚至彻底葬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这将意味着中国大战略最彻底的失败，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悲惨的梦魇。对于这一前景，即使是100个钓鱼岛的价值也不足以弥补其损失。而一旦钓鱼岛局势失控、中日陷入的军事冲突，由于《美日安保条约》的存在，我国将面临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极大风险。
退一步说，即使中日钓鱼岛争端没有发展到武力相向的程度，长时间、高烈度的政治和外交对抗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利的。这将极大地分散和干扰我们的主要战略目标，消耗我们的外交和战略资源。同时还将影响东亚地区在经济、贸易和货币等方面的一体化合作，为区域外大国干涉地区事务、打入楔子提供条件，最终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长远利益。因此，必须把中日钓鱼岛争端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能让钓鱼岛争端干扰大战略中更具优先性的目标。这也是“维护战略机遇期”这一战略思想的基本要求。
因此，维护钓鱼岛局势最低限度的稳定是中国的战略必需。
维稳并不排斥钓鱼岛维权的广阔空间
在钓鱼岛问题上，维权是我国的政策底线，维稳是当前的战略必需。两大相互冲突的目标极其鲜明地凸显了外交与战略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坊间多有呼吁的诸如登岛、抓人、派兵等轻率、鲁莽之举的现实可行性。然而另一方面，两大目标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维稳目标并不排斥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仍然具有广阔的维权空间，理性维权也并非必然导致钓鱼岛局势的失控。其原因在于，美国和日本同样存在国力上的局限和战略选择上的困境。
就日本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上经历了20多年的停滞和衰退，经济总量由世界第二退居第三，而且至今没有走出衰退的泥潭；政治上各种政治力量统合弱化，恶性竞争，首相更迭频繁，“十年九相”、“五年六相”等政治乱象层出不穷，难以实施长远的战略设计；外交上出现整体右倾，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缺乏必要的反省，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凡此种种，已使日本的综合国力和权势出现明显衰减，已不足以同日益强大的中国相抗衡。没有美国的撑腰打气，日本显然缺乏同中国进行军事对决的意志。这一点在2010年9月的中日撞船事件中表露无疑。当时，在中国坚定的维权决心面前，日本不得不无条件释放中国船长，遭到了重大外交挫败。随着两国国力逐年拉开差距，日本将越来越失去同中国军事对决的本钱。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固然有意阻挠和干扰中国崛起的进程，但在路径选择上，它显然更愿意通过策动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以及在人权、贸易、汇率、环保、知识产权等议题上挑起争端的方式，达到给中国发展制造障碍的目的，而绝不愿冒险同中国发生军事对抗。
原因首先在于国力的限制。美国虽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国力相对其兵力全球部署、军事到处干涉的全球战略而言终究是有限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国仅仅是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小国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而且还是在众多盟友的支持下——就已使美国兵力上捉襟见肘，财政上债台高筑，“财政悬崖”几乎使美国政府陷入关门歇业的边缘，而且至今都没得到真正解决。因此，同中国这样的大国发生军事对抗，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不可承受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