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代民主宪政的基础就是我们文明中已有的现代性因素，不需要从孔子那里找到资源。孔子那里若有支撑现代性的因素，那当然好，资源越多越好。但孔子那里没有，就不要挖空心思到那里去找。随便到二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那里，他们的思想都具有现代性，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书，拿到今天都是公民教育的好材料。孔子的书怎么说都是教人做臣民，不利于建设公民文化。使劲解释，它还是教人作一个好臣民，如此而已。
常有人说，我们引进和移植西方文化没有土壤，没有根基，必然会失败。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理解。其实，我们学习西方文明是有传统根基的。这个传统的根基是传统文化发展达到的水平，而不是与现代文明有对应性、类似性的某种传统特色或某个学说。儒家传统当然不是什么根基。有学者做牵强附会的解释，那是他个人的知识兴趣，是他搞的“学问”。但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每个人接受西方民主宪政，即普世价值，根本不需要这样借助传统资源，也就是说，不需要在自己的传统中一定有类似的东西，不需要借助孔子的儒家思想，或将其解释或改造成具有现代内涵的理论。我们接受现代观念，实践现代生活方式，不需要得到孔子的批准。好像孔子没批准，在我们内心就有一种无法突破的障碍。我就没有这样的心理障碍。我需要民主，希望宪政，与孔子何干？与儒家何干？你想想自己是怎么开始要男女平等的，要独立的？你要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要和丈夫平起平坐，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问问你的内心，这些思想、态度和情感是怎么来的？是从孔子那里受到启发吗？孔子教导中国人两千多年，没有男女平等这回事。社会不是那么发展的，不是借助传统的某种思想，人们才能接受现代的民主宪政。社会公众的现代化心路历程不是这样的，似乎现代性的东西没有相对应的传统支撑就不行，不是这样。
但是，换个角度看，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确是有传统支撑的。这个传统的支撑不是说在历史中找到某种和民主宪政相似的一种学说或者把历史上的某种学说解释为民主宪政的一种前现代形态，不是的，这个基础是我们古代文明发展的程度。我们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这些东西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包袱，但有时候看上去又是一个支撑。就是说，我们有发达的农业文明，西方所谓的现代普世价值依据的是工业文明，我们和工业文明只差一个台阶。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从整体上使我们具备学习现代文明的很好条件，使我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很好的建设和实践以普世价值为依托的民主和宪政。事实也证明，我们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干得还不错。只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很差。和西方比，我们很自卑，觉得处处不如人，但和西方之外的其它文明相比，我们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是西方文明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其它方面我们学得不错，唯独民主宪政学不了？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
提问1.我想请教丛老师一个问题，您讲到对普世价值的提炼，那么，普世价值与马克思所倡导的理想有什么关系？
今天讲的普世价值跟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前段时间在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议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拒绝普世价值、批判普世价值。按我的理解，马克思是承认普世价值的，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普世价值。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他所揭示的真理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因为他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内部一般讲的是普遍真理，不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但他是把“价值”变成了“真理”。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不是我们的主观选择，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民族的偏好，在他那里，都把这些东西“科学”化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你选择，但你不知道你所选择的背后有一种客观的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支配着你。所以他就把属于“价值”的东西纳入到“真理”的范畴。当他讲普遍真理时，实际上包括了“普世价值”的内容。
我认为马克思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他继承了启蒙时代的遗产。但马克思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在如何实现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走入了误区。当然，有好多人用另一种论证，说马克思也主张自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等，说他的那个理想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普世价值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马克思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今天讲的对个人的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没有关系。他走的是从卢梭开始到黑格尔的积极自由的道路。当马克思讲自由时，不要看他也用了“自由人”的概念，他那个自由是积极自由。在马克思的体系里绝对容纳不了消极自由，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因为不能容纳消极自由，所以也就挖掉了现代民主宪政的根基。没有一种消极的自由、消极的个人权利需要保障和保护，也没有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与国家的权力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也就是形成两者你进我退、此消彼涨的关系，我的自由要想扩大，国家权力必须后退；国家权力如果扩张，我的权利和自由势必受侵犯，就会萎缩，两者在一个平面上是一个你进我退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保障个人的权利，就必须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丝一毫。马克思主张民主，但他的民主绝不是为了保障人权的目的，马克思讲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没有消极自由的意义。马克思心目中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相信全人类要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全人类都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普世价值，但最后走的道路，最后他给人类许下的前景和今天现代文明主流传统所讲的普世价值不是一回事。
提问2：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丛老师，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很独特，因为环顾同时期的各个国家只有中国古代社会在同样时期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保持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大一统，我觉得依同样的视角，西方文明也是独特的，因为环顾同时期的其它国家都是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的，只有西方文明孕育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宪政。所以我很想请问一下丛老师，是什么样独特的品质使西方文明孕育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这些普世价值。
谢谢你的问题，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独特的。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在古代各大文明当中，西方文明和其它文明可以说是同父异母。所有其它文明可以归为一个类型，但西方文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我认为现代文明的出现是很多偶然因素聚合形成的，并不是所有文明只要给它时间，没有西方人入侵，正常发展都能成长出现代文明。不是的，因为是不同的类型，大家走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可能相交。不是说我们只比西方落后了一点，再给我们几百年也能搞出市场经济、民主宪政，这是不可能的，就好象你再给中医一千年也搞不出西医这套东西来是一个道理。我曾经用一个比方，好比草永远长不成树一样。现在看那个树苗才一寸高，但它是与草不同类型的植物，现在一寸高的树芽注定长成一丈高的大树，草不可能长成一丈高的大树。这是不同类型的文明。我这么说肯定会有很多人反驳我，这只能说是我对中西文明的一种洞见，完全是我个人化的一种洞见，要说根据，很难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论证。你可以从你的角度有你的洞见。
中西文明在古代历史上很少交往，相互之间很少包含对方的因子。印度以西的欧亚大陆文明在古代频繁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中华文明独居东亚的角落里，和欧亚大陆文明的主要舞台距离相当遥远，又有天然的障碍。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从来没有直接相遇过，相互之间很少包含有对方的因子。所以，相互的陌生感也最为突出，相互独立发展了几千年。但即使这样，它们都是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几万年前从黑非洲走出来的那批智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文明，如今全球化时代使他们几个兄弟重新聚在一起，他们已经失散了几万年了。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说到底他们是兄弟，说到底他们都是非洲走出来的这一支智人发展出的文明。直白地说，他们都是地球人，他们共性的东西超过特殊性的东西。
至于你说到中华文明两千多年延续的大帝国和其它文明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特点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两大文明的关系，思考诸如我们能不能移植西方民主宪政之类的问题时，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