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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置方案，房屋拆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政府以补贴价优惠保障到45平方米；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方米；超过60平方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可增加20平方米，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若再要求增加，则按市场价结算。 但令被拆迁者非议如潮的是，“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合法性—被拆迁户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租房补贴，租房居住等待安置房建成。 而耿彦波顾不了那么多，“等盖起来（安置房）再拆？那城市发展就要受影响；你不拆城市空间就没有，所以先拆后建，那是前期的一个必然。” “要是全部合法什么也干不成了，一座高层楼光施工起码要18个月，还不算要招标、设计和开建手续的审批。”大同市一位官员表示，没有这种拆迁力度，大同的城市面貌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宁挨一时骂、不挨千秋骂。”耿彦波常常以此抒怀，让他少了一点惭愧的是，大同年底应可做到当年拆迁当年入住。 对于大同的造城决策牺牲了一些民众利益的说法，4月24日晚，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耿彦波说：“拆迁户99％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的安置是以旧换新，以小换大，补的价比成本价要低得多，有些老百姓零成本以旧换新，而被拆的楼房90％不是完全产权，房子一推就倒，土楼没有钢筋。” 在南城墙下的一片废墟里，几位女人正在拆砖头；另一处，来自内蒙古的罗福领着10多位“破烂王”在即将拆除的楼下挖出沟槽，再用铁锤咚咚地扒拉出地下的铸铁下水管卖钱。两年来，他们赖以生存的办法就是拆除这座城市。 夜晚，阴影笼罩下，南城墙黑沉沉的，待修复的它宛若用煤块堆成。城墙下一片颓垣断壁，面对横行的铲车，家距城墙30米处的冯桂林平时靠吃低保生活，和这片废墟里坚持留住的10户人家一样，他正努力不让自己被步步紧逼的拆迁吞没。“修城墙、搞城建，给大同寻新路，大家都很支持，可是楼都没盖好，就要把房子哗啦啦全给拆了，你说耿市长是不是太急了点？”冯桂林说道。 “办多少事找多少钱”？ 4月24日，耿彦波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大同将继续实施大投资方略。之前，在2月24日的市政府工作会议上，耿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实现“三名一强”发展目标。 上述会议资料显示，2008年和2009年，大同的城建共投入150亿元；从2010年后的三年，预计再投入350亿元，其中城市道路建设投资150亿元，包括拆迁、安置费用等；医院、学校、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200亿元；名城保护100亿元；市政中心、体育中心、法院、公安、政务大厅等政府的公共项目50亿元。在耿彦波五年任期内，大同市城建总投入将达500亿元。 据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大同市国内生产总值是596亿元，财政总收入120.9亿元。 郭尚美是个政治老师，住在城墙东南角不远的一栋楼上，他非常佩服耿彦波的大手笔，愿意为城市的改变付出利益牺牲。但看着身边的巨变，他乐中带忧，“只有一个问题揪心：资金链不能断啊。” 这么多钱从哪里来？耿彦波的解决之道是，初步打算贷款100亿元（现已贷了七八十亿元），而政府每年可集中的可持续发展基金、预算外收入等是20亿元，五年就是100亿元；中央和省里拨付50亿元。 另外250亿元则来自“经营城市”， 耿彦波不回避城市建设背后强调土地财政的计算。他已将国土局下的土地储备中心从正科级升为正处级，并要求所有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2009年以来，大同市土地储备中心共收储了8000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国有存量土地。拿到土地后，耿彦波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元。“这一地价比2006年和2007年提高了80％左右。”大同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一位官员说。 “原来大同土地收益才两三个亿，2009年达到30个亿。”耿彦波说，任内不让这个城市负债。 耿彦波在无数次的讲话中发问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办多少事找多少钱？” 但如今，一些人认为耿彦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些想法有想当然的味道，有人对旧城大规模的改造也有争议。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称，“大同没多少钱，就这个实力，试想，拿10元钱办200元的事太难、太不保险了，如果中途找不来钱怎么办？” “大同在透支，是在负债投资建设，耿市长千万不能走，他要是被提拔了，那也许就把大同害了。起码让他把事干完，干完一届是最低要求。”在当地，不管是基层干部，还是搬迁户、出租车司机，纷纷如是表示。不少人开始格外关注耿彦波的动向。 而出于对耿中途离开可能导致政策生变的担忧，住在雁塔前街土楼里的36户居民一开始并不同意搬迁。他们要求政府先安置，然后再统一搬迁。但5月上旬，这批最后的钉子户也大都无奈地搬出了土楼。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4月28日，河北正定县决定花3亿元修复正定千年古城墙，修复原则是“修旧如旧”，按计算，修复1米古城墙需要资金近两万元。 耿彦波造城引人注目，但放眼望去，耿彦波已不是很特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