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从军历史，许世友因出身红四方面军，且曾为张国焘、陈昌浩所器重，并不属于毛泽东的嫡系。但发生在1937年的延安“叛逃”事件却使毛泽东和许世友一夜之间成为生死之交，毛泽东喜得一员忠勇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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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到了铺楼，那里有一个很大、由我国援建的粮库，里面堆满了我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助他们的各种食品，战士们都很气愤、部队下令每人都尽可能多带一些回去，部队也因此改善了几天生活。那天晚上，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坐在军用吉普车里，怎么也睡不着，因为我惦记着战士们是否找到足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虽然我是军长，管着几万人马，但我有责任为每一个参战的士兵着想。
遵照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的命令，14军的参战部队从3月6日起，按照“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的原则，开始后撤，到13日，全部安全回到国内军指挥所也于10日经他辣、孟康撤到云南马关。
[在撤退之前，各部队对越军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其中包括：坑道、工事、桥梁、油库、油罐、军营、监狱、军用公路、钢筋混凝土的通讯线杆，和其它越军赖以对我进行军事挑衅的战争设施。同时，布设了一部分地雷(用以延迟越军修复的时间)。
在越南境内，我们还是很注意群众纪律的，对作战中炸坏的民房我们都把赔偿款放到显眼的地方，有的当面付款赔偿损失，部队砍了越南农民的甘蔗解渴，也会以量计价，予以补偿
从2月17日发起攻击到3月13日撤回国内，历时25天，经过参战将士们的浴血奋战，14军先后攻占老街、孟康、发隆等重要城镇，铺楼、拔坡、坂甘等35个军事要点，合计毙敌4146名(不合伤敌数和32师歼敌数)、]
通过这次战争，对我军的发展和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南亚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使那些饱受越南欺负的国家长出了一口气。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个说话算数的大国。在越南祖国解放和抗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倾其所有援助了他们，那时不是讲“六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的强大后方”吗？而他们也是什么都要。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中国也有过再次出兵抗美援越的打算。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军委曾选调多位野战部队的师长专程赴越南考察，我当时任第49师师长，也去了越南。我们经过胡志明小道，到达越南南方看地形。在越期间，吃、穿、用、住、行如同在国内一样。吃的是中国大米、罐头：日用品也是上海天津产的，车也是中国造的，吃完大米饭刷碗时，碗底也印着“中国景德镇制”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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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越军很狂妄。他们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干部都是由我国免费培训昆明陆军学校就培训过许多越军指挥官，把自己长期战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都一骨脑地教给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军队的战略战术相当熟悉。还有他们自认为刚赶走美国人又占领了柬埔寨，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而认为我军经过十年内乱元气大伤，所以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客观地讲，越军的战斗作风确实比较顽强。从我们作战中俘虏很少可证明这一点。再加上他们长期在亚热带丛林丘陵山地作战、训练和生活，比较适应恶劣的环境，并且熟悉当地地形地物，如他们可赤着脚在山地丛林中奔跑作战，对食物要求也很有限。1979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不久，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在昆明召见了我，让我谈一下对敌军的认识。我说越军在小分队规模山地丛林游击作战方面比我军有一定优势，他们往往以小部队游击战术，骚扰迟滞我军，然后以大部队向我们反攻。而我军训练长期以来，一直以运动战阵地战为主，虽然战前加强了山地丘陵丛林作战方面的训练，但比起越军来还差一些，好在部队边打边改，较快地适应了多变的战场环境，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但越军在营团规模作战方面比我军差距不小，再加上在重火器方面的不足，我军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杨司令对我的意见也深表赞同。这种情况在以后的骑线拔点和两山防御作战中就更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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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有一种说法：自卫反击作战东线(广西方向)不如西线(云南方向)打得好一您认为正确吗？”
听完记者的提问，张老慈详的面孔陡然间变得严峻起来，声音也严厉起来了。]
怎么能这样讲呢？广州军区司令员(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将军、副司令员我的老上级吴忠将军：昆明军区司令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副司令员张铚秀将军都是我军的著名战将，参战部队也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部队，都是为国家和民族打仗，哪个军人不希望自己打胜仗呢？但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各种意料之外的情况随时发生，“胜负乃兵家常事”，怎么能妄下结论呢？东线个别部队在后撤时是出了一些问题，但西线部队在作战时也有不少失误。要公正客观辨证地看这个问题，否则那些长眠九泉之下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会心有不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