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广州军区司令员(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将军、副司令员我的老上级吴忠将军：昆明军区司令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将军，副司令员张铚秀将军都是我军的著名战将，参战部队也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部队，都是为国家和民族打仗，哪个军人不希望自己打胜仗呢？但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各种意料之外的情况随时发生，“胜负乃兵家常事”，怎么能妄下结论呢？东线个别部队在后撤时是出了一些问题，但西线部队在作战时也有不少失误。
本文摘自《兵器知识》2010年01期，作者：张景华 林儒生，原题：我为祖国而战
1
我是山东省汶上县九区张董村人，在私塾读书时，受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老师影响，于1938年底和两个要好的同学走上了投笔从戒、抗日救国的道路。那年我不到15岁，在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1团2连当了战士。当时战斗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都是要行军打游击战。为了打击敌人和避开大股敌军，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反穿着鞋行军。当时也没什么军服(参军第2年曾发过一套)，和老百姓穿得差不多。晚上宿营根本不敢脱衣服睡觉，因为随时会有敌情。时间一长，身上生了虱子。一次，我回家探望，妈妈看见了，她心疼地哭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干八路了。但我说服了家人，又回到了队伍上。
[张老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进步、到建国前夕，他已是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50师第149团团长了，但他也两次负伤。尤其惊心动魄的一次遇险发生在建国之初，他从贵州去南京军事学院上学的路上，突遭土匪伏击，张老夺过机枪和警卫班拼死突围，紧要关头，友邻部队赶到，他才顺利突围。]
1950年12月，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1年国庆周年阅兵时，我是军事学院方队第4排第4人。当晚毛主席接见并宴请我们，按规定，每人只许向主席敬一次酒，但我多敬了一次，因为我太激动了。1952年毕业，1955年我任陆军第49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1957～1959年，我率部参加了平息四川藏区的达赖集团叛乱。
2
1978年10月以前，我任11军副军长。那天我正在腾冲组织军事演习，突然接到军区的命令，任命我为14军军长，立即到任不得延误。我连家都没回就出发了。路途很远路况也不好，所以我带了两个司机昼夜兼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钰秀将军正等着我，他向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相关事项，我立即接手整军备战。当时“文革”刚结束，部队遗留这方面问题还较多，我到任后，即郑重宣布：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准备打仗，其它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互相扯皮延误作战的，一律从严处置。大战在即，同志们的觉悟还是有的，全军上下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备战上来了。
根据11月28日昆明军区第一次作战会议精神，我14军部队开始集结。当时军部设在开远，我带领作战指挥先遣组赶赴前线勘察地形。上级分配给14军的作战正面宽度达83千米。我走遍了这一区域所有的地方，仔细勘察各种地形。当时越军的骚扰日益频繁，有一次我和先遣组晚上住在一个偏辟的小学校里，还遭到了越军小分队的袭扰。
12月10日，昆明军区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军区的命令，第14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当时军区司令员已由杨得志将军担任。会后，他特别召见了我，我就把在前线勘察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杨司令很满意。
军区命令第14军各部队于1978年12月17日向文山以南地区开进，经过三次部署调整后，顺利完成战役展开。
根据作战需要，第14军所属部队扩编，补充了新兵，并从各大军区所属部队调进大批骨干，补充了枪支弹药和各种轻重火炮，后勤供应也达到了战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