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亚洲的地位
这时苏联阵营正酝酿召开一次重要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10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内容主要是要扩大情报局的职能和创设情报局书记处。11月22至24日，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讨论决定要建立一个像共产国际那样的有常设机构的国际组织，以便指导和帮助世界各国的而不仅仅是欧洲的共产党。毛泽东决定发动第三次战役正是苏共和共产党情报局酝酿和讨论召开大会之时，这不可能不影响他对军事问题的思考。他希望志愿军在这种时刻能取得尽可能大的军事胜利，不打过三八线则会使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威望受到损害。
这时中国在东亚革命运动中威望因出兵朝鲜和支援连续两次战役获胜而大幅提升。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亚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上升十分重视，他们正在逐步形成一种类似亚洲革命领导者的意识，这使他们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并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1950年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发起前一天，毛泽东、刘少奇等宴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毛泽东告诉后者说“北京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的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中国应该“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他建议为加强中苏这方面的合作，苏联需要在北京设一个联络机构。1月3日，刘少奇告诉罗申，“亚洲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在中共中央有常驻代表”，他们都是自己就来了。他在逐一分析了亚洲各党的情况后，并提出苏共中央在北京设一个有5个人的苏共中央代表处。
从更广泛的地区看，这时中国军事顾问团正指挥越共军队不断取得军事胜利，越共中央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心悦诚服。中国领导人则同意越共中央的要求，在1951年上半年再为越军装备6个步兵团和一个重炮团，同将援助扩大到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地区。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证明，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他的思考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他认为如果志愿军不越过三八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猜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反之则“影响甚好”。总而言之，中国与盟友在决策打过三八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最后是彭德怀通过制定谨慎的作战方针，才协调了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
彭德怀的考虑
这时志愿军也已经面临非常艰困的局面，并没有能力如毛泽东设想的那样给美军造成足够沉重的打击和伤亡。所以，在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踌躇再三。其他志愿军领导人也对战役的前景有复杂的考虑。邓华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表示，第三次战役存在几种不同的结局，不太可能大量歼灭美军，应准备长期作战。在北京，周恩来也向毛泽东提出，需要考虑“战略意图与战役的结合”，是否“推迟至三月初再进攻汉城”，否则在兵员补充、空军炮兵等参战以及运输等方面，都难以准备充分。
彭德怀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通过制订保守的战役计划来协调毛泽东的政治考虑、军事预期与志愿军的实际困难之间的矛盾。彭德怀在布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致电毛泽东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联合国军“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 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这被证明是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认为第三次战役打败仗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所以要采取“稳进方针”，“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后，如果军事上需要仍会退回到该线以北。
彭德怀的计划是为了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选择，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表示支持志愿军“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他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更重视在运动战中歼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并不主张采取长距离追击作战和攻坚战。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三次战役基本上达到预定的目标，志愿军打过了三八线并攻占汉城，同时也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冒着严寒，在200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线，很快占领了汉城。这次战役在军事上并没有大量消灭联合国军主力，不过中国还是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且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第三次战役体现了志愿军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智慧，但决策中出现的战略性的分歧问题并没解决。此后战局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与盟国之间就朝鲜战局、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和是否停战谈判等，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与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