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和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向南挺进
《社会观察》2013.7 作者：牛军
近些年，史家多将目光投注在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幕后外交折冲，实际上1951年元旦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打过三八线，同样是抗美援朝重大决策的经典之作，亟需深究。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量新历史文献证明，打过三八线并不是志愿军参战的既定目标。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参战的战略意图和初期作战目标等各方面 看，打过三八线并非志愿军非实现不可的目标，所以在毛泽东与志愿军司令部之间，才出现了何时发动第三次战役和是否打过三八线的不同看法，以及在中国与盟友之间出现了复杂的政策协调。
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需要
1950年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联合 国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占领平壤，基本达到参战时预定的作战目标。这时，要不要发起新的进攻并打过三八线，成了中国领导人直接面对的战略性问题。还在志愿军准备攻占平壤时，12月3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提出了占领平壤后，再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争取进一步消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首先是全歼南朝鲜军队。毛泽东分析了战争有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拖长也可能速胜，要有再打一年的准备。不过，如果将毛泽东此时的判断同出兵前后的情况相比较，真正有分析价值的恰恰是他明显乐观了，认为已经存在迅速获胜的可能性了。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调停活动，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停战条件，即美国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他告诉金日城：“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当然，他并没有忘记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提醒金日城，美国的“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设想第二天被用电报发给在前线的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毛泽东在同他的同事讨论并达成共识之前，便直接向金日成表达了如此大幅度地调整战争目标的设想，然后再通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这种做法改变了中国高层的决策程序，使盟友之间的协商被置于国内高层决策程序之上，客观上扩大了对盟友的承诺对决策的影响。
毛泽东的新设想是第三次战役的起因，随之而来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应该何时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领导人根据战场形势断定，战争很难迅速结束。当时联合国军部署在第一线的部队达20万，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加在一起为30万，不占绝对优势，火力也是一样，而且部队经过连续两次作战，相当疲劳。更令人担心的是运输线拉长两倍，但运输能力明显不足，如西线主力20万人仅有300辆汽车负责运输。他们建议新的战役最好推迟到1951年春季或二、三月，志愿军进行长时间休整和补充，否则部队很难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事后回忆，毛泽东的答复为他们始料不及。毛泽东要求将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的1月上半月，因为停止进攻和长期休整会在西方国家中引起揣测，也会在苏联阵营引起议论。这使志愿军领导人处境困难，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提出军事斗争必须要服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但“政治斗争又应如何照顾军事斗争的实际呢？”
第二就是是否要打过三八线。志愿军领导人并不主张急于越过三八线作战。他们认为仓促越过三八线作战会使部队过度疲劳，战线拉长造成后勤极度紧张，特别是联合国军在前两次战役中有生力量损失并不严重，等等。12月8日，彭德怀即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他同时电告毛泽东，如果不能歼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人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