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叙利亚人是两天前从大马士革来的，他们各自办理报到手续，然后混杂在埃及军官和苏联顾问中，没有引起外人(尤其是以色列特工)的注意。为避免走漏风声，任何电子器材都不得带入会场，开会的房间经过多次检查，除了埃及作战部长贾马斯，所有人都不得作记录。贾马斯用铅笔记录，然后复制两份：一份给埃军参谋长沙兹利，由他转交萨达特总统，另一份则给叙军参谋长沙库尔，由他转交阿萨德总统。会议进行了6天，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议，只有两个问题必须提请两国总统作出决定——即发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
“白德尔”计划的制订者们提出两段可供选择的时间——9月7日至11日、10月5日至10日。不过，第一个选择实在时间太紧，埃叙两军就只能打一场“十月战争”了。
至于具体在什么时间开战，埃及主张选择下午，这样埃军就能背对阳光杀过苏伊士运河，而据守运河东岸的以军士兵会因阳光刺目，影响瞄准和射击。可是叙利亚人却想在拂晓进攻，因为他们是自东向西进攻戈兰高地，他们渴望背向阳光的心情不亚于埃及人。
就在两国军官争得面红耳赤之际，萨达特总统正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叙利亚进行穿梭访问。其实，他对沙卡两国的访问只是针对以色列策划的“迷惑行程”，当8月26日飞抵大马士革后，萨达特便立即与阿萨德就开战问题展开闭门磋商。
“白德尔”行动所选择的发起日正好赶上一连串的以色列宗教节日和假日，这期间的高潮是赎罪日(10月6日)，况且以色列各政党还忙着为10月31日举行的大选作准备。
多管齐下放“烟幕”
8月27日下午，萨达特乘专机返回开罗，他一回到官邸便找来埃及陆军情报局长富阿德·纳萨尔，咨询有关以军部署的情况，尤其是在两国临战准备期内，以色列究竟能向前线调动多少后备部队。
军人出身的萨达特很清楚，如果不能做到出其不意，那么首批埃及渡河部队不仅会受到以军前沿装甲部队的冲击，还要受到以军后备部队拦截，一旦埃军架设在运河上的浮桥被以色列空军炸断，已经过河的埃及步兵将在好几个小时里孤军作战，随时可能被歼灭。
对于总统的担忧，纳萨尔强调，如果埃叙两国把战略欺骗计划的范围扩大，有把握将以色列的战备时间从15天缩短到4天或5天，而以色列进行全国动员约需5—7天，这样就足以保证获得突袭的成功。萨达特要求纳萨尔等人全权指挥欺骗作战，务求迷惑以色列。
由于美国援助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埃美两国宣布断交，美国无法使用本国外交官刺探情报，只能利用别国外交官(日本武官)在埃及进行情报活动。为了进一步切断以色列和美国的耳目，埃及情报人员为日本武官安排了一次“不幸的灾难”——使他的汽车同另一辆汽车相撞，双方发生争吵，日本武官遭到一顿毒打，不得不住院数月。
很快，埃军统帅部在“准备‘解放—23’年度秋季演习”的幌子下加快兵力调署步伐，该演习早就被以色列情报机关了解，以军的军事侦察系统也已经见怪不怪。当埃军最高司令部搬到被称为“10号中心”的地下掩蔽部时，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指挥所四壁挂满“解放—23”演习的地图。
在苏伊士运河西岸有一座很高的沙堤，这座沙堤从1972年底起就开始兴建，埃及人花了3000万英镑，用意似乎是为了增强抵抗以军进攻的能力，其实它的真实用途是隐蔽埃军炮兵和坦克的集结。而在外交舞台上，埃及的外交官们也在各种场合高谈和平。
似乎是命运之神也要助埃及一臂之力，1973年春，对埃及军队非常了解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负责人亚里夫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坚信埃及不可能发动进攻的泽拉。到了9月底，巴解组织“闪电”游击队在奥地利劫持了一趟运送苏联犹太移民到以色列的国际列车，此事在以色列发酵为公共事件，吸引了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另一件看似很小却非常重要的事是一家美国公司与埃及政府签订铺设石油管道的协定，管道南端终点是阿达比亚，如果运河前线开战，那里肯定是战区，这被西方视为埃及盼望有一段较长和平时期的证据。
计划启动迫在眉睫
10月2日20时30分，萨达特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会的包括两位副总统、两位总统助理、几位副总理、国防部长、情报总局局长，军事情报局长等。萨达特指出，以色列的战略是要让全世界相信：阿拉伯人永远不可能与之较量，而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接受以色列提出的任何条件。“我们必须证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当前‘不战不和’的局面即将被打破。”所有人都明白这番话的含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萨达特拍板10月6日为“白德尔”行动的进攻日(D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