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不仅所有成员都是常年训练所得，军官的作战口令也全部用英文。刘步蟾、林泰曾等高级军官全部有留洋经历，在英国皇家海军实习且获得较高评价。丁汝昌虽然骑兵出身，统领海军十余年，早已熟谙海上作战的实际情况。下层官兵在海战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在此，不妨以参加黄海海战的洋员马吉芬的回忆录作为例证：“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真遇不测，残余船员既不想偷生，亦不会投降，誓与舰同存亡……战事爆发在即。每个人的神经都已绷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定远舰前炮塔上升起的一团巨大白烟一下舒缓了大家紧张的情绪……十二英寸炮炮手执牵索正在瞄准之际，被打来的敌弹击飞头颅，粉碎的头骨打在周围炮手的身上。一士兵见其仆倒，立即伸手将其扶住，然后将躯体移交给后面士兵，自己取而代之，紧握牵索，矫正标尺，继续发炮射击……当来远舰尾起火。火势炽烈……不得已关闭通风管……舰内人员忘却身处二百度高温的包围之中，专心职守达数小时。不久大火扑灭，但这些勇敢大胆的轮机舱人员多数双目俱盲，无不焦头烂额……”
显然在马先生心中，尽管赞赏“研究某时段者自当熟悉该时段的海军专业知识”的治学方式，也坦诚“舰队层次之别是硬件设备和软件条件差距的总和，说明了中日两舰队相去之远”，但一旦涉及中日强弱，哪怕交换舰队，马先生也要一反其技术推演的结果，用“说不定丁汝昌会依其老本行，视舰只为骑兵，命诸舰分组群冲上去”这样的理由，将只是在英国商船学校学习驾船东乡平八郎作为“懂海军者”，咬定中日在彼时的所谓“人的差异”。至于这究竟原因如何，笔者无从得知，不过在这位受过香港教育又在美国教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眼里，也许他坚信的东西，有着自己独特的原因。
回过头看甲午战争，中日双方在当时都不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两国各自凭借买来的枪炮训练了陆军，依靠买来的战舰组建了海军，又在同一套战争理论下学着进行工业化战争。两国既没有能力彻底修建全新的战舰（当时中日自行建造的舰船不仅性能较差，上面的配套设备也几乎全部进口），也无法大规模生产新型武器（江南机器制造局在战争前已经能成功自制速射炮，但是战争爆发前只生产了寥寥数门，根本无补大局）。这样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就是在战争之前，参战者进行军队和武器投资的多寡而已。
换言之，当1890年清廷中止外购战舰武器，“集中精力”庆祝慈禧六十大寿和重新兴造颐和园的时候起，4年之后的战争胜负，无论北洋水师官兵如何天下难敌，如何人英勇作战，其实早已注定。
至于为什么战舰遭到停购，为什么在战争威胁迫近时将哪怕买来的技术领先拱手送人，这已经不是水师官兵、丁汝昌提督、甚至李鸿章所能决定甚至干涉的了。北洋水师成军后，依靠每年不到200万两白银的可怜经费勉强维持，至甲午战时各舰在没有彻底大修和改进的情况下皆能拔锚作战已属不易。而多余的海防经费，则通过海军衙门流向了颐和园和亭台楼阁和洋行的存款生息。虽然战争爆发后，清廷如梦方醒，筹款数百万以其高价收购智利海军数艘铁甲舰和英德多艘快船，怎奈远水不及近渴，这些船舰最后也大部成了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