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英法勾结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举世震惊的苏伊士战争。中国坚决支持埃及纳赛尔政府反击侵略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从此，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和对以色列的看法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冰封状态。
在这20年里,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恢复、发展，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日益发展。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以中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而中国在发展中以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色列方面不断做出主动表示，而中国方面很难采取对应行动的局面。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却因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没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埃以关系的逐步缓和，中国对以色列的冰封关系也开始了松动。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拨款重开关闭了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以政府的目标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千方百计打破以中关系僵局，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方针得到了当时以政坛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工党的一致认同,也受到以色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在这同时,国际关系及中东形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也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机。
首先，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而加强了该地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力量。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中东内外的各种支持和平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终于促成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与冲突的一方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行的。
其次，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的状况越来越显得不正常，也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越来越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趋势不可避免，对这一发展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正是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1991年12月的特拉维夫之行和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1992年1月的北京之行最终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程序。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甚至中国对巴以政策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