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何赞成朝鲜战争

　　沈志华：对。举个例子，讲中苏关系，造成中苏关系好和不好的变化曲线，最后导致破裂，其中有很多因素，但层次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因素会带来长远的影响，比如文化差异。你说文化差异会不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呢？会影响，但这种影响从历史长河中来看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理解、感觉或是感情。这个因素肯定有，但它是在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才会发生作用的。比如中俄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斯大林时期也是有的，但那个时候恰恰中苏结成同盟了，所以这个因素就不是时时刻刻在发生作用，而是在相当漫长的过程中，会被其他的因素诱发出来。当中国需要跟苏联好的时候，就淡化了这个因素，当中国要反苏联的时候，就会把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灌输到人们的思想中，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早就存在。

　　很多人仇视俄国，因为他们强占了我们的土地，但这是后来的事情，需要拿这个因素来唤起民族意识。再比如毛泽东个人起的作用很大，赫鲁晓夫的性格跟毛泽东的性格合不来，两人的私人关系越来越僵化，特别是1958年炮击金门到1959年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但这实际上也是辅助性的因素，毛泽东的性格也不是到60岁就形成的，他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他在斯大林面前为什么那么老实呢？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不愉快，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性格跟斯大林闹僵，恰恰在他们手上中苏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还不具备对苏联提出挑战的能力时，这个因素就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相反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也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不允许党内人提毛泽东思想，他怕斯大林不高兴。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因为1954年到1956年，苏联还是高高在上的，它还是当然的领导者，中国还是当然的被领导者，而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恰巧觉得自己不行。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又不是自己打的天下，竞争对手又很多，所以他很希望毛泽东帮他，毛泽东在政治上确实帮了他。所以他对毛泽东非常尊重，通过他们来往的电报就能看出，特别是1958年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稍一不高兴，赫鲁晓夫就说“你看我们有什么错误，我们一定改正”。到了1959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变了，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粮食连续三年丰收，他在党内的地位慢慢稳定下来了，这时毛泽东如果还用过去的态度对待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就觉得没面子了，而且他也不是好脾气，能在联合国讲台上扔皮鞋。他们的个性因素在整个政治背景下，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凸现出来了。

　　时代周报：历史渊源也好，民族情感也好，或者领袖性格，这些并不是根本原因？

　　沈志华：对。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根本性、深层的原因，这种原因并不会因为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消失。比如毛泽东性格的因素、斯大林多活两年、或者中苏之间的历史都不讲，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当中，本身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弊病，即党和党的关系、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国家间必须讲利益，前提是相互独立，第二是平等，至少法理上是平等的，联合国你一票我一票，你我之间维系关系的就是利益，现代国家关系就是这样构成的。如果利益不均衡，或者条件发生变化、利益诉求也发生变化，就谈判。

　　但党际关系没有这些原则，党和党之间从生下来就不是平等的，而是层级关系，中央领导各省、各省领导各县，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相互之间也不相互独立。第三国际谁敢说独立？不就是铁托吗？给开除了。什么叫国际主义？什么叫统一？什么叫团结？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独立，不讲各自利益，而是讲整体的利益。整体利益并不是各部分利益加在一起，而是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利益。这自然就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党际关系。但“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也独立了，掌握了国家政权，这时他们之间的观念开始不一致了。执政党要代表国家的利益，这种观念又不能冲破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观念，那就连自己的正统性、合法性也给毁了，这是自相矛盾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理念到行为方式都有点混乱。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关系动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