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何赞成朝鲜战争

　　沈志华：历史学对史实的表述有两个层面，一是历史过程，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大家都尊重史实，而且都掌握差不多同样的材料，这一点应该没有歧义。比如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红旗、几月几日开始进攻朝鲜，这些发生过的事如果严谨地讲是不应该出现挑战的，严谨地讲就是我没有看到材料就不说这个话，就说不清楚。但是在对基本史实原因的解释上会有不同，对决策、政策的动机判断会有很大的分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材料，就靠猜，还有一种是材料都摆在这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解释。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分歧，它们都是对动机的判断，不是历史的过程。

　　我写过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用英文出版过，有两个人写了书评，他们都觉得对朝鲜战争起因的推断非常值得讨论。朝鲜战争，斯大林原来不同意，后来同意了，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争论了，这个结论是根据这么多年档案和材料的披露得出的。但是斯大林为什么改主意？说法就很多了，杨奎松认为斯大林看中国革命成功了，武装夺取政权，觉得以后亚洲都可以这样做，也想让朝鲜搞武装斗争，而且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斯大林赞成中国的经验。但是我经过反复研究材料觉得不是这样，斯大林说的不是心里话，他是有目的的。比如他在《真理报》上发表刘少奇在亚欧工会的讲话，说工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这都是胡说，工会的主要任务如果是武装夺取政权，那工会还能存在吗？工会就是管工人的事，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如果让工人拿起武器造反，政府肯定不会允许工会存在。然而斯大林恰恰登出了这篇文章，影响非常大，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看就认为是让我们造反，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批评刘少奇这一次讲话的，也是斯大林。但是当时正当毛泽东要来莫斯科，而斯大林与他见面有一个目的—维持1945年蒋介石的条约，所以他必须作出一系列让步。看《真理报》，不能光看这一篇文章，要看前前后后是否都在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我把前前后后的《真理报》都拿出来看，发现这件事情很突兀，突然就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很得意，但斯大林并不看重，他并不想让金日成学毛泽东。

　　时代周报：所以斯大林最终赞成参加朝鲜战争，不是因为他赞成中国经验，而是另有图谋？

　　沈志华：对。毛泽东刚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态度跟他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让朝韩惹事，但中苏条约谈判结束后，他的态度就变了。因为这一条约的签订，从根本上损害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中国收回旅顺口、大连港，苏联原来在亚洲的战略安排和设计就化为乌有了，斯大林需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断，斯大林是从苏联本身的利益出发，他要弥补就要在朝鲜取得新的出海口，来维持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所以他的态度才会发生转变。

　　当然这些只是推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程序就是这样的，即使他说明了意图也不能完全相信。后来斯大林说了一段话，我觉得他是在掩盖他的判断失误。朝鲜战争爆发后捷克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这样联合国军不就成立不了了吗？斯大林答复说，我们有意这样做，就是为了把美国拉入这场战争，再把中国拉入这场战争。就好像斯大林把事情设计得非常完美，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只要看看那些电报就知道了，他原来很担心美国会加入这场战争，后来他同意参加战争是因为他判断美国不会加入战争，因为他们截获了美国的军事情报，再加上杜鲁门的宣言、艾弗逊的讲话。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斯大林的讲话就是事后文过饰非。所以即使斯大林对自己动机的解释，我们也不能相信。

　　文化差异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研究框架，就是无论中苏关系，还是中朝关系，以及其他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动荡和脆弱”是一个主要的特点，而你认为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国家关系层面是平等关系，而党际关系层面却是上下级关系，导致理念冲突。

　　沈志华：对，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研究过苏南冲突，就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研究过波匈事件，就是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冲突，还研究了中苏关系，我觉得真是这样，用这个可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根源就在这里。虽然有个别问题存在差异，比如中国和朝鲜之间有历史上的渊源，中苏之间过去也有关系，苏波也有个别的问题。但同时他们又有共性的问题，抽象出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正常，它不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关系。

　　时代周报：但是耶鲁大学冷战学者杰弗里·弗里德曼，对你这个解释框架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历史事件是很复杂的结果，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