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政战女兵走木兰步
转型中政工人员有困惑
解严之后，军中感到最不适应的群体，自然是受党化教育最深的政战人员。原本起着巩固领导中心的人员，顿生迷失感。
在基层部队，除了中尉连辅导长外，还有伴随辅佐的少尉政治作战士；1970年国军精简后改为百人以上连队才设上士政治作战士；1995年始，降级为下士，只去营级单位工作。不过，政治作战士属于参谋士官，原先由警备总部代训。
出生于1953年，外省第二代的熊约翰，1976年毕业自政战学院政治系，之后在基层部队服务多年，本岛、金门、马祖都曾驻守过。1987年，他在空军警卫部队从事政战工作，解严令下达之后，很多政战实务工作都停止了。
熊约翰担任连辅导长的时候，要负责检查官兵们在通信中的思想，要把不轨的言行记录到每个士兵自入伍便建立的国军个人安全资料袋。解严后，这些事务都告一段落。
事业上、信仰上的强烈受挫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军内政战人员。解严后熊约翰曾去空军指挥参谋学院进修过，最后官至中校。他通过考试去元智工学院任军训教官，中校军阶享受副教授待遇，虽是军职身份，俸禄由教育部发，而且比军中高。军外校园军训干部的职务，军政人员在满14年服役期就可以报考，这成为军政人员的一大流通去处。
据熊回忆，当年三军大学的很多教授也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孤愤中。教授们之前一直反对解严和台独，他们在学生心目中维系多年的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形象，被置换成了国民党的御用学者。旧的权威和法统遭到破坏，学术出现了断层，熊约翰形容当时学者们的困境，“文章和著作成为大粪”。
2000年政党轮替，因单位的裁撤或缩编，有400多个政战人员被裁员。他们来自女青年工作大队、心战大队、政战总队、中国电影制片厂等。这群人被集中到复兴岗的政战学校被收容。
政工人员的待遇和一般军职的完全一样，并没有因为政战地位的降低而受到影响，受影响的是他们的晋升。2004年7月，陈水扁提拔的11名中将、27名少将中，政战系统第一次缺席，虽有一位毕业于政战学校的井延渊，但他是以飞行兵科晋升的。
2010年6月的将领晋升中，政战总局代局长王明我提交的政战将领的晋升名单，被“国防部”长高华柱连续两次退回。最终，政战系统有一位中将、两位少将得到晋升。同时，以少将军衔代理中将局长职位的王明我，不在晋升之列，只好继续顶着代理局长的头衔。
据台媒报道，文官高华柱在2009年曾把一位政战中将骂到主动打报告请求退伍。虽然政战总局曾出面解释，此君打退伍报告是另有生涯规划。政战人员的地位大跌，这20年不断爆出新闻，昔日让人退避三舍的政战人员，成为了不断诉苦的弱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