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所绘制地图
“支那”一词舶来甚早，但真正成为“活的”日文，则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根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述：“1895年，李鸿章到马关议和，结果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赔款及占据台湾。日本人因此洋洋得意，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轻蔑起来。‘支那’一词也从此在日本语言中生根，而且很快便融混了轻蔑之意。”
民国时代，“支那”的称谓在日本尤其风行。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这是由于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存有轻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国人对“支那”这个名称反感。1930年5月，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不懈的抵制、呼吁下，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台湾’。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不过，所谓“弱国无外交”，抗议归抗议，“支那”照用不误。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从日本政府公文和大众传媒出版物中消失。著名的京都学派重镇、京都大学支那学会的机关刊物《支那学》在创刊27年后，于1947年8月终刊。其后，“支那学”改称“中国学”(Sinology)，“支那”渐成死语。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作者实藤惠秀在为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所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
然而，吊诡的是，在东洋已成死语的“支那”却并未彻底从中国人的口中绝迹。今天微博上有不少佯称母国为“支那”、自己是“支那人”的青年网民，在新浪微博上输入“支那”一词搜索，结果有18万多条，大致而言，使用“支那”一词的网民多在表达对如今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民性的不满，有将自身排除于中国之意，也有背后颇耐人寻味的玩笑心态。
更早期，也有中国人自称“支那”的，状况又如何呢？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与华裔英国作家韩素音一样，是文革时期能出入中国，并享有在内地“自由”采访特权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据她回忆，1961年，在北京出席一个宴会，旁边坐着著名的“知日派”作家夏衍。夏衍用流利的日语问她：“喜欢支那料理吗？”有吉一惊，竟说不出话来。夏衍见状接着问道：“咦，你不是会说支那语么？是在哪儿学的？”女作家在书中不禁感慨道：“连日本人都不得不忌讳的‘支那’语汇，却从大作家夏衍之口说出来，可真是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