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看重现实利益，他们对看待中国偏向理性，较少情绪化。2005年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地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纷纷向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其他政界要人施压。企业界的口号是“请政治不要打扰经济，你们什么也别做了！”
目前，日本企业家仍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但从去年至今年，在与日本企业家们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们对中国市场正渐渐失去信心与耐心。小泉时代的日中关系可以用“政冷经热”形容，当下的日中关系越来越有“政冷经也冷”的味道。去年，日中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更加恶化，日本企业家日益担忧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将成为政治关系的牺牲品。最近，在商社、制造业、广告公司等不同行业从事亚洲业务的几名年轻企业家纷纷对我表示，“日本企业家有个传统，他们只能在对自己友好的亲日国家做生意。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亚各国是绝佳的选择，中国则是相对落后的。”
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学者与媒体人构成，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与政治家有重叠之处，但往往更情绪化，用中国官方批评日本的说法，就是“不负责任”。2005年下半年，我给日本某媒体撰文谈中国问题，编辑告诉我说，“写的过于理性和中立，这样没人愿意读你文章，请你写得煽动一些。”
近两年，一些日本经济学家建议日本谋求在经济上独立于中国，以规避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战略风险。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出了一本书《PassingChina》，主旨是日本不需指责中国，而可以“越过中国。他认为中国经济2015年前后可能陷入崩溃，日本应该推进“ChinaplusOne（中国+1）”，即加强与泰国、印尼、印度、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熊谷写道，“作为最坏的可能性，根据我的估算，日中关系恶化顶多把日本的GDP降低0.2%左右，影响极小。”
熊谷亮丸的中国观在日本有不小市场，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对日本构成了多重的风险：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军备升级、经济竞争、环境食品安全等。过去，日本知识分子讨论“中国威胁论”，前提是“我们需要面对它，关键是怎么面对”，但自从去年9月以来，不少关心日本经济未来的有识之士开始从“如何规避风险”的角度讨论中国，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规避论”，即撤离中国。他们自认为这样主张是出于“责任感”，是认真考虑日本未来的市场战略，并权衡利益的结果。这类主张对企业家们围绕如何应对中国风险的思考之影响也很大。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的邻居，又是面对与欧美国家等不同风险和问题的经济体，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另类论”、“中国规避论”等各种言论并存，说明这个社会是健康的。不过，在中国经济已经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世界各国都在认真谈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爆发的风险的形势下，部分知识分子如此淡定地提出“中国会崩溃，应该从中撤离”难免令人感到不负责任，不够耐心，有些情绪化。但这一情绪也实实在在地表明日本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普遍恐惧与担忧，反过来看，70年代曾经被傅高义称为“日本第一”的日本如今越来越不自信，“规避论”正是这种心态的重要体现。
年轻人主要是指大学生与刚走向社会的毕业生（大约30岁以下），这个群体将决定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今，在日本大学最有人气的第二外语早已从德语变成汉语，越来越多的学生随着中国影响力与中文重要性的提升，把留学与关注的对象从欧美转移到中国，依我观察，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日本年轻人接触中国同龄人后，真切地感到中国崛起的压力。我在上学期间参与创办过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的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上，一名东大学生在北大未名湖畔对我说：“没想到北大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与信息消化能力如此厉害。”这一感受绝不是个案，日本年轻人在与充满竞争力的中国学生交流后，很多人都对自己和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
